蝉
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今天跟大家分享李商隐的五律《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蝉的特性啊，其实有三个：一个是高居树上，一个是餐风饮露，还有一个是嘶鸣不已。这三个特性其实都是蝉的生物属性，并没有特殊意义，但是呢，多情善感的诗人却把自己的人生况味附加上去，让蝉的每个特性都自带品格，令人感慨。什么品格呢？对于餐风饮露，大家的想象都非常一致，那就是高洁，无论是虞世南的“垂緌饮清露”，还是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都是如此。但是呢，对蝉鸣，大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虞世南的蝉是“流响出疏桐”，不求闻达而自然闻达；骆宾王的蝉则是“风多响易沉”，尽管嘶鸣不已，却终究斗不过风声。而对于蝉高居树杪这个特性，每个人的解说也不相同，对虞世南，那是“居高声自远”；骆宾王呢，虽然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儿，但是既然“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可见大树也绝非蝉的庇护所；那在李商隐这首诗里，蝉同时也具有这三个特性，那他又会赋予这些特性怎样的情感呢？
先看首联：“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这是以蝉起兴啊。蝉本来因为栖身高处而难以吃饱，却还要拼命嘶叫，当然终属徒劳。这里最有趣的是“恨”字，谁恨呢？当然是蝉。恨什么呢？恨自己白白浪费叫声却并无所得。那它只是在恨自己吗？当然又不是。它还怨恨这世界无情，并不理会它的叫声。这真的是在描摹蝉吗？当然不是。蝉就是那样的生物嘛，它靠吃树的汁液生活，栖身大树不会让它吃不饱；那蝉鸣是为了求偶，既不徒劳，更不可能有恨意。那诗人这样写，是不是思之过深了呢？又不是。因为在咏物诗里啊，“物”只是诗人借题发挥的对象，诗人就是要借助所咏之物的特性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那蝉的特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高”和“费声”嘛，诗人只需要就这两个特性发挥就可以了。对于诗人来说，这“高”不是树高，而是清高。诗人因为清高不合流俗，自然难以获得理想的生活，这不就是“本以高难饱”嘛。那“费声”呢，也不是蝉绵绵不绝地嘶鸣，而是诗人不停地吟诗作赋，甚至是不停地向当道者自荐陈情，可是呢，这些努力全属徒劳，这种徒劳感又让诗人恨自己，也恨这个冰冷的世界。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得志、怎样的郁郁难平啊！这种情感不属于蝉，但它属于诗人，这其实也正是咏物诗的妙处。就特性而言，它一定是属于物的，但是就情感而言，它又必须属于人，人情和物性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咱们都知道，律诗讲究“起承转合”嘛，首联讲蝉居高处、徒劳费声，这是“起”。那颔联呢？颔联的功能是“承”，所以就接着 “费声”往下写：“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这一联儿啊，历来称之为“追魂之笔”、“绝妙好词”。绝妙在哪呢？先看“五更疏欲断”，“五更”嘛，是天快亮的时候，蝉本来就没有吃饱，又叫了一夜，到这个时候，声音已经是时断时续，难以为继了。这句话写得非常悲情，但是还不令人叫绝。真正令人叫绝的是下一句—“一树碧无情”，尽管蝉鸣欲断，但大树照样在天光的照耀下露出苍翠的颜色，这是何等冷漠、何等无情啊！大家想，如果仅仅从逻辑的角度考虑，这不是非常无理吗？蝉声是断还是续，和树是否绿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一再说，这不是科学论文，这是咏物诗啊。咏物诗的重点永远不是事物，而是人附加在事物上的感情。就蝉而言，树当然既谈不上有情，也谈不上无情，但是呢，就以蝉自比的诗人而言，他所托身的大树，或者说他所寄托希望的有势力者，却可以有情，也应该有情。这些人本来不应该对诗人的撕心裂肺无动于衷，但是，他们居然就那么无动于衷。所谓“世情薄、人情恶”不就体现在这“一树碧无情”之中吗？所以说这“一树碧无情”貌似无理，但是从人情的角度体味，又是那么入情入理。《红楼梦》里头，香菱学诗的时候不是说过嘛：“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却是有理有情的。”香菱这番体味其实正是对“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的最好注解。
那首联“起”，颔联“承”，都在说蝉的事儿。那颈联呢，颈联该“转”了，转到哪儿呢？从蝉转到人了。“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到这一步，诗人已经抛开咏蝉的外衣，直面自己的人生悲剧了。什么样的悲剧呢？先看“薄宦梗犹泛”，所谓“薄宦”，自然是指官小位卑，那“梗犹泛”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用的是《战国策》的一个典故，说河边有一个泥人和一个桃木做的木偶人，那木偶人又讽刺泥人说：“你本来不过是河西岸的土嘛，被人捏成一个泥人而已。到八月份的时候，天降大雨，河水暴涨，那你可就被冲没喽。”这时候呢，泥人就反唇相讥，他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土，河水一来我还是回到西岸当土，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你呢，你本来是东方的一根桃木枝啊，人们把你雕成一个人形，到八月大水下来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你漂到哪去？”什么意思呢？泥人还有来路，也有去向，而桃树枝也就是桃梗儿，却只能随波逐流，漂泊不定。在这里呀，诗人用“桃梗”这个典故，真是无限感慨：自己当了一个小官儿，每天装模作样，何尝不像那个桃梗雕成的木偶人儿啊；自己为了衣食东奔西走、前途渺茫，又何尝不像那个漂泊无依的桃梗啊。那既然如此不堪，为什么不弃官回家呢？陶渊明当年做官不得志，不就吟诵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然后不就辞官归隐了嘛。可是啊，诗人既然自比桃梗，就说明已经无家可归了。为什么呢？因为“故园芜已平”，田园早已荒废，家业早已荡然。一根已经砍下来的树枝，本来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桃树，何况是连桃树也早就被连根拔起了呢。“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官固然是难做下去，家呢更是回不去了，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悲凉啊！要知道，这不是李商隐一个人的悲凉啊，这是唐朝千千万万平民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他们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贵族文人，在朝廷里有势力，在家乡还有产业，进可攻，退可守，人生可以活得潇潇洒洒。他们出自于寒门小户，做官没有背景，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有才华，就像蝉有歌声；他们渴望得到有力者的庇护，就像寒蝉依赖大树。但是呢，他们往往又清高，低不下头、放不下身段、撇不开原则，所以又会被有力者最终抛弃。他们痛恨“一树碧无情”，但是又没有退路，无可奈何。“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这进退失措的背后有多少时代和人生的辛酸呢？
那全诗由蝉到人，写尽了不堪，怎么结尾呢？看尾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尾联的作用是“合”嘛，合到哪儿呢？还合到蝉上去。但这蝉已经不是自然之蝉，而是拟人之蝉了，是“君”，以君对我，是同病相怜，更是同声相应。蝉之难保，恰如我之薄宦；蝉之面对无情碧树，恰如我之面对凉薄世道，这是同病相怜的部分。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蝉明明知道“高难饱”，还是要登高；我明明知道清高会受挫，也还是要清高。这才是真正的物我一体，同声相应啊。既然如此，蝉之嘶鸣就仿佛在提醒我坚守清白、坚守清贫，而我呢，也慨然相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种困境中的坚守、哀婉中的不屈，不正是诗人的志气和操守吗？
诗写到这，这个境界一下子就升华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李商隐经历坎坷，潦倒终身。他早年丧父，为了撑持门户，不得不给人抄书度日。但是呢，与此同时他又是个神童，“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十五六岁就名扬天下，这样的才华让他被很多人看好，也让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就卷入了当时著名的官场内斗——“牛李党争”之中。他跟两派都有关系，其结果不是两派都提携他，而是两派都打击他，而他也最终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这当然是人生的悲剧。所以李商隐的诗往往笼罩着悲凉色彩，比方说“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但是呢，尽管如此，李商隐也从未失去底线，从未失去士人的风骨。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所谓“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不就是属于士人的恒心吗？
再读一遍：“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和杜牧并称“小李杜”，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有三类诗都非常出名：一类是咏物诗，代表作就是《蝉》；另外两类呢，分别是咏史诗和无题诗。所以下一首跟大家分享李商隐咏史诗的代表作《马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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