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泽香
有一种幸福是短暂的，以致多年后想起，如星辰般高远，天地之隔，再难触及。偶尔想起，说不清是念还是憾，唯一声叹息，寄予风中，飘飘荡荡，不知可否抵达旧日尘梦。
许燕吉出身书香门第，是许地山的幼女，八岁前随父母迁居香港，家境优渥，童年无忧。1941年，父亲骤然离世，香港沦陷，母亲周俟松带一家老小逃回内地，一路流离，历经广东、广西、湖南、重庆、南京等地。每一处都不是家，他们与逃难百姓一样，时时面临战乱带来的贫困与惊恐。再怎艰难，身为教育工作者的周俟松不让孩子放弃学业，儿子周苓仲和女儿许燕吉分别考上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
许燕吉学农，毕业后分配至石家庄河北农科所，一腔热血，志在报效祖国。工作没多久因耿直性情与缺乏社会经验，被同事构陷，打为“右派”，戴上反革命帽子。人生急速转弯——开除公职，孩子夭折，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丈夫为撇清关系提出离婚。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姓“犯”的阶下囚。为不连累在南京教书的母亲和远在陕西的哥哥，她选择独自面对接连而至的坎坷，“每月有个接见日，大概是农历初十，因为没有人来看过我，记不清了”，她从不自哀自怜，仍以坚强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低谷——“我立志学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还有牛虻的话也鼓励着我：‘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许燕吉勤劳、和善，身处人人相互倾轧的特殊时期，愿以善心待人。身处泥泞也要遥望星空。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行文朴实，情感真挚，细节翔实，是许燕吉于八十高龄所写。回顾一生，自儿时起，桩桩件件悉数记得。碎裂后的人生，同样是。她一一记述，坦言当时五味杂陈的心绪，然而写至平反之后，她选择原谅和释怀。她相信，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各有各的不得已。可惜写完《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不久，老人因病辞世，那一天既是她的生日也是她的忌日。哥哥周苓仲提笔书写挽联：“曾经风高浪急历千苦，依然心平气和对全生”。
全书景观开阔，许燕吉并未单述个人，她不忘替身边人发声，若不写下，还有谁会记得。历史之波澜，苦与痛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还有更多与她一起沉浮的活生生的个体：刘妈、敬芳、瑶真、吴一江、赵昂昂、兆庆……历史非空泛之词，他们即历史，历史即他们，他们便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有争斗，有污浊；有真情，有高洁，更有仁义之士。
某些媒体为制造话题，曾屡以许燕吉的婚姻为噱头：一个是出身名门的女大学生，一个是陕北目不识丁的老农，试图以天差地别之距构建引发想象的故事空间。可惜生活不是故事，婚姻之结合更不是惯常见的言情剧。他们的结合是理性的选择，亦非不情不愿的被迫。
多年后，调回南京工作的许燕吉谈及有人不解为何还愿与老头子一起生活，她说：“我对于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个契约……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出身环境、经济条件及社会进步程度有直接关系，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老头子的天赋不低，社会经验比我丰富，我们道德观念基本一致，在一起生活，互相都没有压力。”
不因境况好转而过河拆桥，人们总认为婚姻重在情感，殊不知基于“义气”的责任，才是携手共度的根本。他接纳有“前科”的她，她不因恢复名誉地位抛弃与己不配的老伴。此间要义，值得视婚姻如儿戏的当代围城男女细细品味。
若不是历史风云突变，若不是父亲骤然离世，许燕吉的一生是常人所不敢想望的。从高处跌至低谷，纵是碎了，不怕，她成为父亲笔下的落花生，把根植入泥土，一点点地生长。抹去泪，她用坚韧、顽强、达观，一点一点粘合破碎的自己。晚年的她幸福安详，与老伴畅游各地。她不仅仅是许地山的女儿，倘不借父之名，她依然是那个闪着五彩光芒的女性。
如此之一生，尽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感恩分享，感恩书写，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