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建业与鲁能等老牌俱乐部的名字，很可能再也活不过这个凛冽的寒冬了。
文 / 田天笑
编辑 / 宋鑫宇
01
中性名风波缘何而起
对于胡葆森而言，在过去的26年中，他一定从来没想过「建业」两个字最终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中国足球当中。
从2020年年末开始，「改名」两个字像是根针一样，牢牢扎在每一个关心中国足球人的神经上，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一阵阵喧哗。
而在新年伊始宣布暂定更名为「洛阳龙门」的河南建业，则成为了那记最后的重锤。然而在更名的这件事情上，当事的三方：球队、球迷和足协，都有着充足的理由喊冤。
对于足协来说，作为更名政策的「起点」，首当其冲成为了口诛笔伐的重点对象。无论是一刀切的强硬方案，还是所谓反悔的「特赦」球队，都让足协被千夫所指。
制图：ECO氪体
事实上，早在2015年由国务院颁发的足改方案50条中，就明确提出「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可以看到，在这之中足协的身份，更像是一个监督者。
在随后的5年中，足协多次明文提出国内足球俱乐部完成更名程序，同时从未发布过任何关于坊间流传的「特赦」球队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这般如此强硬的「一刀切」，其出发点也并非不对。过去的三个赛季间，三级职业联赛中有超过20支球队由于赞助商撤资而消失解散。无论是曾经挥斥方遒，隐隐与恒大分庭抗礼的天津权健，还是承载了无数川渝球衣情怀的四川FC，亦或是中国足球旗帜之一的延边。都在失去金主之后迅速消失在中国足球不那么漫长的历史当中。
长此以往，球迷和市场会对中国足球越来越失去信心，而这无疑是足协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从各类的限薪、限投入，到如今的球队更名，事实上都是为了让俱乐部一步步从自己最大金主的荫泽下走出，达到自负盈亏的良性运转模式。
但是不得不说，过于缺乏弹性的执行并没有达到足协预设中的效果，也伤害到了许多球队的利益与计划，在更名上的「一刀切」，更是让球迷和球队的抵触情绪达到了顶点。
02
中性名改革难，到底困在哪里？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支持中超俱乐部们不断的烧钱投资，构建「金元时代」的根本原因很简单——恒大等企业加入进来，本身就是打广告或某些别的其他目的。
截至2020年9月，恒大在足球领域的投入接近130亿，亏损则高达73亿。但是换来的除了8座中超冠军奖杯和2座亚冠冠军奖杯，更多的是难以想象的品牌效应。
2009年，尚未开始投资足球的恒大在中国地产行业中仅仅排名第9，地产业务年销售额307亿。而在进入中国足球之后，恒大的发展也随着对球队的投入一起快速扩张。2016年，球队第二次获得亚冠冠军之后，恒大首度跻身「世界500强」排行榜，排名496位；2019年，收获第8座中超冠军的恒大，在「世界500强」榜单中跃升358名，位列第138名。到2020年，恒大地产业务实现销售7232.5亿元。
10年130亿的投入，给恒大带来的是近7000亿的地产业务销售额增长以及在汽车、粮油等众多领域的快速扩张。
恒大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国足球越来越烧钱的缘由——只要成绩好、话题性强、关注度高，就能够让母公司获得成倍与投资的收益。
而更改为中性名，无疑将会让投资方失去大量的曝光和宣传机会，因此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球队都一直拖到了，几乎是要求期限内的最后一刻，才开始进行更名的程序。
付出高额的代价，投资一个不能为企业带来预期效益的球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投资方们的不情愿。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局面恰恰也是球队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投资方大手笔的投入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的发展，但是也导致球队的伪职业化以及对市场和球迷的忽视。
这也是中国球迷最大的尴尬，明明是自己支持的球队，球迷们在想法设法声援球队的时候，却很难得到球队的回应与支持。相比于国外职业俱乐部扎根社区与球迷的文化，我们的球队不需要依靠球迷们购买球队纪念商品以及门票的收入，来维持球队运营，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在比赛之外对于球迷们的忽视与不尊重。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职业」的本质了。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词汇。导致误解的原因往往在于，我们身边不仅仅存在着「职业」，更多的是披着「职业」外衣的「伪职业」。遗憾的是，钞票漫天飞舞背景下的中超职业联赛，仍然处于「伪职业」的阶段。
说回到这次足协强制改「中性名」本身的事情上，首先我们要承认的是，「中性名」规定的初衷是好的，在连续多年的烧钱热后，现在的中超俱乐部无一例外都处于亏损。
如此投入下去，中小俱乐部投资人也必将失去投资的兴趣，这甚至都有可能让中国顶级职业联赛崩盘。足协希望俱乐部能够摆脱一家独资的控制，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与其想方设法的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定，盼望用这样的硬性规定来规避职业俱乐部的亏损，不如何帮助球队们思考如何创收，包括广告、训练服、周边以及培养球迷粘性等等。
03
职业化的阵痛，日本如何实现中性名？
最近的改名风波中，很多球迷提到了日本J联赛的中性名。
在J联赛真正开始之前，日本联赛完全属于地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赛。参加比赛的企业球队会与球员签订雇佣合同，球员都是本企业的员工，自然而然在自家企业的球队中出战。反之，企业也会负责球员的住房保险等问题。
自从1965年日本足球联赛JSL成立，企业发现体育事业振兴可以提高员工士气，还具有扩大知名度的社会效益，于是开始大力投资由企事业单位员工组织成运营的运动队，也就是所谓实业团参加足球联赛。
球员为企业（投资方）效力，而球队也同样担负着打造、宣传企业（投资方）形象的任务，而球队作为企业持有物，存亡兴废皆取决于企业经营策略甚至老板的个人喜好。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如今的中国足球？
「业余」时代的日本上古球王釜本邦茂
而在随后的近30年中，实业团的运动队形式也扩散到更多的项目，在日本的球迷和体育圈中逐渐成为了主流的形式。事实上直到如今，实业团在日本的很多项目中仍占据主导的地位，也是日本国民最接受的运动团队形式。日本长跑名将大迫杰2015年宣布退出实业团后，甚至一度被愤怒的日本国内民众冠以「叛国」的称呼。
因此，1990年川渊三郎首先提出包括「脱离母公司」在内的职业联盟加盟「七大条件」时，也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特别是川渊提出的「根据地」理念，川渊三郎认为要让俱乐部根植一地，肩负培育地区足球文化的责任，打破企业、地方与地区居民三者割裂的旧格局。
为了让联赛真正走上职业的道路，摆脱球队对于投资方的依赖。J联盟没有直接通过限制球员薪水（ABC三类合同中一般球员都会签订A类合同，既不限薪合同）以及强行要求所有俱乐部如何做来规范J联赛。 而是派出相应的工作人员去到地方俱乐部中，和球队一同研究如何吸引球迷、如何发展周边。以地方俱乐部的特色与特点因地制宜制定计划，尽量帮助俱乐部真正扎根到球迷和社区当中。
鹿岛鹿角成立第一年就引入了济科
而这一理念当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原则即母公司不得冠名，类似中超正推行的名称「中性化」。队名应当以地区名加俱乐部爱称组成，这自然引起了企业方的抵制，尤以当时日本足球的霸主三菱和读卖为最。
川渊一方面用了五年内去除赞助企业名称的折中办法，让二者成为J联赛元年的例外。读卖1994年更名为川崎绿茵，而三菱浦和则迟至1996年才更名为浦和红宝石。另一方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由联赛秘书处单方面决定来J联赛创始十队的名单——即更为强硬的一刀切。
或许正像川渊在当初面对质疑时，发表了的那段演讲所说的一样：
「那些说‘为时尚早‘的人，即使再过一百年还是会说‘为时尚早‘；而那些说‘没有先例‘的人，就算再过两百年也仍然会说‘没有先例‘。对自己工作没有荣誉与责任感的人，总会找出一个接一个的理由来推脱搪塞。为什么不为了足球的职业化竭尽全力再努力一回呢？!」
川渊三郎
中国足球职业化，在喊了几十年口号后，如今仍是漂流在茫茫大海之中的一叶扁舟，不知何去何从。一切职业化的政策也就都成了空谈。在「中性名」的背后，是足协期待球队能够主动推动足球与社区的联系、让足球职业俱乐部更好扎根草根、更好服务球迷、更主动进行商业开发的景愿。
在促进国内足球俱乐部社区化的进程后，球队更够不断结合社区实际情况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合作，建立社区与俱乐部的互信关系。这样依靠球迷和社区，能够让品牌在赞助球队的时候收获更多的商业利益，也能会让俱乐部的收入结构摆脱对于投资方注资的依赖，达成更健康的商业模式。
同时，这种互信关系，既能够为社区居民带来基于对俱乐部信任的优质生活，又能够让社区居民有信心，将下一代送到足球俱乐部参加足球训练和比赛。这样的模式也能充分开发每座城市的足球潜力，让更多的同城德比成为现实。
球迷是这支国民球队的根本
如今问题是，过于足协推进「中性名」的强硬态度，以及俱乐部对投资依赖的惯性，都让这些期望掩盖了对立和抵触的情绪背后。而我们特有的智慧，让很多球队仍在寻找的并不是如何「职业化」，而是在规则范围内，如何止损。
中性名之后，中国足球会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