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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用尽全力,只能换“鸡娃”注定平凡…教育围城,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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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WEEKLY 2021-01-22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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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同一个省份,高考分数达到600分(总分750分)以上的,2015年只有2.5万人,但到了2020年,却已有3.5万人。但是,从2015年到2020年,重点大学在这一省份的录取名额并没有多大变化。

虽然考生分数提高,有试题难易变化的原因,但是,摆在考生和家长面前的现实是,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在进一步加剧。在你追我赶的刷题竞争中,录取分数越来越高。在试题难度不变的情况下,原来上重点大学线,只需520分,现在则可能提升至540甚至550分。

这就是时下正在被热议的“教育内卷化”,为获得有限的资源,同龄学生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各种力量也被调动起来,卷入到疯狂竞争中:超级高中跨地区抢生源,采取封闭式集中管理方式,打造“考试机器”,这把所有其他学校也卷入进来。

在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现代教育技术进一步刺激“教育军备竞赛”,一些学校的教室里,安装表情监控系统,督促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提高学习效率;针对中小学的学科培训产业,以每年12%左右的增长率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底的市场规模已达到3万亿,而全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2019年为40046.55亿元,也就是说,老百姓花在学科培训中的钱,已经达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75%。因此,即便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学费并不高的高中教育,可是,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中国家庭的负担仍然十分沉重。

有人说,这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结果,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才能减轻“内卷”竞争压力。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内卷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会“自定义”优质,当优质被定义为前5%的资源时,那不管怎么扩大资源,“优质”资源只有5%,这就是中国在2019年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可社会的教育焦虑却没有得到缓解的原因。在“内卷化”时代疯狂“鸡娃”,让学生和家长都不堪重负。

“全民摇号”恐难消除“鸡娃”现象

2020年,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中国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都推进公办民办学校同时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的新政策。义务教育阶段招生进入“全民摇号时代”。与此同时,各地提高优质高中名额分配的比例,希望减少中考的竞争,引导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初中学校时,不要盲目追逐上当地的所谓优质初中。

这一做法,就是为了治理针对“幼升小”“小升初”的过度竞争,想把年轻的父母从“鸡娃”中解放出来。

然而,效果如何还尚待观察。从实行这一新政之后的培训市场情况看,“鸡娃”的家长,很可能在择校诉求无法满足之后,在校外培训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这会进一步推高“鸡娃”的成本。

为遏制择校热,各地对公办学校择校热的治理,采取的手段是“就近入学”,为进一步打击购买学区房择校,还推行“多校划片”等降低学区房择校功能的措施;对于民办学校择校热的治理,就是前述的公民同招、电脑摇号入学新政。如果坚定地推进这些政策,并同步加大对较弱学校的投入,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会缩小办学质量差距,走向均衡。国家提出的义务教育现代化目标是发展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

但在“鸡娃”的家长眼里,学校间肯定是有差别的,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均衡。“军备竞赛”要求丝毫必争。因此,在“全民摇号”时代,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学区、学校间存在办学质量差异的现实情况下,家长想办法购买学区房,以便能进更好的学区、学校;二是如果孩子不能进家长心目中的好学校,家长就会考虑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把校外培训机构作为“鸡娃”的重要阵地。

在一些存在“幼升小”考试,同时又禁止幼儿园小学化的地方,有的幼儿园大班出现“空班化”现象,原因是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校外学前班去学习小学化的知识,以便能在“幼升小”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从小学开始“领先一步”。

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即使实行“全民摇号”,恐怕也难以消除“鸡娃”现象。家长会盯着中考、高考,让孩子投入激烈的竞争。

近年来,针对中高考特长(学科特长、艺体特长)加分,所造成的竞赛热现象,中国在中高考改革中,明确提出取消奖励性质加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从2020年起取消特长生招生,但是,家长要求孩子参加竞赛的热度不减。支撑竞赛热的力量,主要是很多家长把所有机会都视为提升孩子竞争能力的机会,不希望孩子有一点落后。

因此,我们当下更需要的是,全面审视家长们的这种“竞争观”是怎么形成的。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精英教育观

按照国际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则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达到15%,进入大众化时代,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普及化时代。可以说,整体教育发展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但是,中国社会的教育观、人才观,还停留在20年前的精英教育时代。

2020年,中国高考人数达到1071万,而高考录取人数为1000万左右,全国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90%。按理说,高考不应该还有那么激烈的竞争,可是,在高录取率之下,家长已经把大学分为“好大学”“烂大学”,以及“不是大学”,认为只有考进985、211院校、“双一流”建设大学,才是考进好大学。当前的高考竞争,说到底是为争夺进名校而展开的竞争。“超过一分,干掉千人”这种充满“杀气”的高考口号,撕裂着本来应该共同成才的群体。

这种竞争对内是严重的内耗,对外也无积极的溢出效应。不少学生把考进好大学作为奋斗的终点,为进大学,牺牲身心健康发展,中国高中生的近视率为81%,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比例为20%;进入大学后,很多学生不想再读书,甚至产生严重的厌学情绪。国家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的,是整体提升国民素养,把人力资源大国建设为人力资源强国。但高等教育在“学历社会”环境中,回报给学生的更多的是一纸划分身份的文凭,而不是高质量的教育。

2020年3月3日,上海,一名10岁的小学生在家中上语文课。

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虽然进入普及化时代,但社会教育观还停留在精英时代,各级政府部门还以精英思维发展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教育,是面向所有学生的教育。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学生的特权,因此,在普及化时代,政府办教育,要办好所有教育、学校,给所有学生提供适合学生的教育选择,而不能再采取精英时代的做法,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提供给少数学生,把这少数学生打造为“精英”。

中国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禁止举办重点校、重点班,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地方政府的首要教育职责。但是,迄今为止,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在举办义务教育时,还有精英教育思维,还想方设法建设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而在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则是大张旗鼓的。

比如,中职教育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文件中鼓励发展的教育,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却用普高率评价一所初中学校的办学质量,这就把中职视为低人一等的教育;同样,地方本科院校、民办院校、独立院校、高职高专也是中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但是,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评价一所高中的办学水平,用的是一本率、本科率这样的升学数据,对于顶尖高中的评价,用的指标则是清北率(考进清华北大的人数)、985率。

这种“精英思维”,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人上人”观念,是契合的。为做“人上人”,“内卷”就不可避免。2020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341万,录取超过100万,2021年的考研人数预计可达400万,学生竞争的“内卷化”,为此将从幼儿园一直持续到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所有本科生,可能不管有无实际价值,都必须读研究生,这种“内卷化’竞争,会导致大量的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要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总之,只有破除升学教育体系,不再以升学为导向办学;同时推进社会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社会,“鸡娃”现象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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