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月21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文/《清华金融评论》高级编辑王晔君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情况、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十四五”期间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下一阶段促进中小企业稳定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建议的汇报，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财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工作进展和建议的汇报，商务部关于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工作进展和建议的汇报。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知识产权局、贸促会、全国工商联、国家开发银行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对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以及维护稳定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20年1月份以来，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受疫情影响较大。
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在帮扶中小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定健康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小企业仍面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和用工成本上升等诸多困难，需要加强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
疫情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统计，去年一年，不算地方政府，仅党中央、国务院和各个部委出台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就超过120项，内容涉及财政、金融、行政审批等方方面面。根据安排，2020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2.5万亿元，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将持续下降。此外，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14.6万亿元，同比增长29.6%。
会议认为，中小企业的韧性是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高度重叠，是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主力军，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具有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重要作用。要牢牢把握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围绕抓好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发展环境三个领域，着力聚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着力加强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两个重点，紧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这一目标，努力构建中小企业“321”工作体系。
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纪彦彬，内蒙古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副书记、副院长姚玲玲此前在《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0月刊共同撰文指出，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下行，国内经济也进入了增速“换挡”期、增长动力的“转换攻关”期，以往企业在顺周期时的盲目扩张、管理粗放、过度授信等情形随着经济进入下行期而“潮退显形”，在盈利空间、再投资愿意、用工压力等方面均带来了一定冲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局。出于稳健性经营的考量，在经济下行或实行紧缩性政策时，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随之下行，银行信贷将从“低净值型”客户转移到“高净值型”客户，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便首当其冲。
会议强调，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努力帮助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解决最直接的现实困难。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创造和持续优化适宜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要做好长期性、基础性制度研究，加强国际惯例和国际经验研究，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引导和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要加强统筹协调，有效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纪彦彬、姚玲玲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问题，既有宏观经济因素，也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总量因素，更有结构性矛盾；既有长期和共性因素，又有阶段性和个体特征，需作全面分析、综合研判。只有清楚知道难在哪里，才能精准施策。如从企业自身来看，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抗风险能力较弱，部分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风险成本偏高。从融资渠道来看，近年来各种P2P网贷、小贷等金融业态野蛮生长，加剧了期限错配和金融风险滋生。此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形成市场、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家抬”合力。如由政府承担“社会信贷救助成本”，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实施财税优惠政策等。可喜的是，当前在多方努力下，上述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改革红利正在不断释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5月刊撰文表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被广泛关注并试图从金融方面解决的问题。我国企业一方面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表现为高杠杆率（目前市场主要是以“企业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前者反映企业在整体上没有获得资金方的认可，后者反映企业被资金方过度追捧。这两种现象共存，大部分人将其归结为我国的股权融资市场不发达，以及金融体系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深入分析，其中又包含大量经济转型和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我国企业家的自我成长因素。缓解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在企业成长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实现金融与实业、科技的良性循环。END
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