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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无法绕开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毁誉全都达到了巅峰。他死后，当年《新民报》发表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晚年是一个较有操守者。”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将陈独秀视为“思想界的明星”，1936年他曾经对斯诺说道：“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其他人”。虽然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诬陷“汉奸匪帮”“投机革命”“窃取党的总书记”，但历史的一切烟云消散之后，他终归还是一个集毁誉一身的政治人物。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在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组合，建立曹魏的三曹、驰骋文坛的三苏都是如此。而在民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子不行了，儿子跟着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
说的就是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他们革命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绚烂异常。
在父亲的影响下走向革命
1913年，陈独秀在北京是反袁斗士，声名鹊起，但也给家人带来了诸多的危险。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迫害，离开省会安庆返回老家安徽怀宁避难。
直到1915年，两兄弟被陈独秀接到上海读书，此后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怀宁。两年间，陈延年在法语学校补习，而陈乔年由于年岁较小由父亲亲自辅导。
这段时间，陈独秀在上海发动了震动全国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各种各样的新思潮纷涌而入，让那些有追求的年轻人眼前一亮。
陈延年、陈乔年跟随在父亲陈独秀的身边，无疑与这些新思想接触颇深，他们如同无数的进步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新书刊，吸收着新思潮。
那个时候，他们眼里的父亲就是最大的偶像，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那样伟岸。父亲不只是他们身体的赋予者，更成为了他们思想的引领者。
留法同学合影
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兴起，1919～1920年间先后有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勤工俭学，来自全国18个省，以湖南、四川、河北青年为多。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王若飞、李富春、李维汉、徐特立等是杰出代表。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也为之心动，毅然决定加入这滚滚浪潮。2020年2月，他们抵达了法国巴黎，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在此期间他们结识了赵世炎、周恩来等共产主义者，并受到他们的欢迎和帮助。
1922年间，他们热情参与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同一年兄弟俩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至今我们都在传唱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正是陈乔年与他人合作翻译的。
1923年，陈延年、陈乔年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王若飞、赵世炎等同学共计12人由法国进入俄罗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也为兄弟俩日后归国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分别与文豪鲁迅发生交集
1924年，兄弟俩分别回国，哥哥陈延年奔赴广州，陈乔年去往北平。
先说弟弟陈乔年与鲁迅的交集。
他回到北京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父亲的老朋友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病逝，他跟随李大钊共同发动30000多群众参加追悼会，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年6月，他们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英勇，参加的人有学生、工人市民甚至是郊区的农民。
北方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这与身为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密不可分。虽然成绩可喜，但他却不盲目乐观。这年11月，掌握北平的奉系军阀内部发生纷争，北方区委很多同志提出来要积极联络国民军，组织工人群众发动“首都革命”。陈乔年就在会议上指出，当时北平的革命武装没有真正建立，国民军虽然倾向革命但态度不够坚决。最后区委没有听从陈乔年的建议，毅然发动“首都革命”遭到惨败。
1926年3月18日，陈乔年与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200多了群众团体5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当政的段祺瑞命令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学生刘和珍等47人，打伤李大钊等200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其实当时陈乔年就在请愿团的最前面，他不顾安危组织大家撤退，胸前被军警的刺刀刺中一刀。
但在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公布令中却没有陈乔年的名字，因为他一直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在活动，隐蔽工作做得很好。更为诡异的是在这份48人的通缉名单中，没有参与其中的社会名流鲁迅赫然在列，名列第21位。后来鲁迅曾多次谈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事情，在自传中曾写道：“北京大学教授陈源说周树人就是鲁迅，由此弄得段祺瑞着呢孤独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
鲁迅为“三一八”惨案深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死地》《无花的蔷薇》的好作品，这些是后话。
再来说哥哥陈延年与鲁迅的交集。
也正是“三一八”惨案被通缉之后，鲁迅愤然离开北平，先是抵达厦门短暂停留，再经过香港来到广州。而此时陈延年正在广州担任中共区委书记。
1927年2月7日，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会创办周刊《做什么》，并请陈延年题写创刊词，他写道：那些成千成万的，最受侮辱咒骂的奴隶们已经纷纷站起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二天，傅斯年、徐文雅去看望鲁迅并带上了新出版了《做什么》三本。鲁迅看了陈延年的创刊词，想起10年前在北平听过陈独秀的长子也叫陈延年，就询问是否是同一个人。当确定之后，他表露了想和陈延年建年的愿望。
陈延年得知这一情况后，托毕磊向鲁迅表达了敬意，并表示将找机会上门拜访。
没有过多久，3月25日这天车研究只身来中山大学拜访了鲁迅。两个人交谈了众多话题，特别是去昂过的形式和国共两党的关系。这一天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午后陈安仁来”6个字，这是陈延年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
接到调令，陈延年将于4月1日将赴武汉任职。在头一天3月31日他专程来与鲁迅告别，那是一个多云的日子，短暂的见面让两个不同辈分的人有了相知的感觉。鲁迅再一次记下“陈安仁来”，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却也是最后一次。
鲁迅先生记日记总是会把重要人物的往来记录下来，而两次与陈延年相见却记录的是“陈安仁”这个名字。首先因为当时陈延年是国民党右派痛恨的危险人物，不宜直接记在日记里以免带来麻烦。其次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所以用“安”字，而其父亲陈独秀是自己的老友，自己将陈延年视为“老仁侄”也是极妥当的，因此才化名“陈安仁”。
公开批判父亲犯下的错误
1927年，陈延年从广州赶到武汉，为的就是带团参加党的“五大”，这次会议也是陈独秀父子3人难得相聚的时光，但也正是此时两个优秀的儿子全都走上了批判父亲陈独秀的立场。
这一年的4月，蒋介石已经举起了砍向共产党人的屠刀，但作为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依旧对其抱有幻想。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讨“反共”方法。6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布《共同宣言》，还在为蒋介石作辩护，要求全体党员与蒋介石精诚合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强行收缴工人武装，共计杀害共产党员300余人、逮捕1000余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同步，在北平在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整个政局一片阴霾。
4月27日-5月11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确定紧急时期的任务，也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陈独秀依然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而就在开幕的第二天，陈乔年的领导也是精神导师李大钊在北平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神色未变，从容就义”。
在会上，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都对父亲陈独秀采取的右倾政策进行了抨击，表达了坚决反对。陈延年表态说“我虽然是陈独秀的儿子，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乔年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其在会议上同样对父亲提出了批评。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儿子反对老子，还可以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就像此后的蒋经国在俄罗斯也曾经在报纸上大骂蒋介石，还声称要脱离父子关系。
那是一个公私分明的时代，陈延年、陈乔年不是不尊重自己的父亲，只是在共产主义信仰面前，更尊重的是事实和真理。
比如陈延年从来不端知识分子的架子，经常穿着工人服装，同黄包车工人一起拉车，慢慢建立起与工人的感情来。
相隔一年在上海被捕牺牲
兄弟俩在参加完“五大”之后又各自去到不同的岗位，只是命运无常，仅仅不到2年时间，兄弟俩都在上海被捕并都被杀害了。
先说哥哥陈延年的牺牲。
“五大”之后，陈延年被党派到上海任中共浙江区委书记。6月26日，在恒丰里104号（现在山阴路68弄90号）正在召开江苏省委城里大会，王若飞传大中央的人名，陈延年被委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会议进行中收到情报，一个交通员被捕了，陈延年立马叫停了会议。但下午的时候，陈延年等人冒险回到会场销毁重要文件，不幸被捕入狱。
交通员叛变但其根本不认识陈延年，被捕后他就自称是受雇来这里做工的，化名叫陈友生，起初抓获他们的敌26军将其当作一般共产党关押在龙华监狱。
赵世炎、王若飞在外积极营救，甚至都谈好了给办案人员800大洋就放人的条件。但狱中陈延年写信给汪孟邹求救，这封求救信最终却害死了他。
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送来。”署名是“陈友生”。
汪孟邹收到这封求救信后确定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于是他立马去找胡适帮忙，而正是胡适的一番好心办了坏事。胡适想起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吴稚晖，数年前这个人曾经帮助陈延年赴法留学，于是将这封信转给了吴稚晖。
不料这是个典型的小人，此时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拿到信件事大喜：“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胜过其父10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
吴稚晖将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告知了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杨虎是“四一二”大屠杀的刽子手，其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不计其数。在将抓获共党上海负责人陈延年的消息上报蒋介石。
这年7月4日，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敌人喝令他跪下，他至死不屈，几个人强行将其按下，但敌人一松劲他就一跃而起，敌人恼羞成怒乱刀将其砍死在刑场。此后，蒋介石还严令不准收尸，次日在《申报》刊登《铲除共党巨憨》一文。
再说弟弟陈乔年的牺牲。
在武汉任中央委员的陈乔年，听闻哥哥牺牲的消息，悲痛的很多天都水米不进。同年冬天，他主动请缨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决心要在哥哥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下去。
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不断变化斗争方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常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进行思想宣传，发展同志，很快就将被破坏殆尽的党组织恢复了起来。他正是用这个方式告慰哥哥的在天之灵。
上海、江苏的革命力量逐步地重新聚集起来，陈乔年也就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曾经咬牙切齿道：“小陈（陈乔年）胜过老陈（陈独秀）大陈（陈延年）10倍。”
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疯狂的反扑，1928年春天一个巨大的灾难不可避免地来临。2月16日，在叛徒唐瑞林的告密下，国民党特务突袭了英租界北成都路的一处会所，正在此处主持会议的陈乔年不幸被捕。
国民党反动派根本没有给陈乔年留下任何被营救的可能和时间，这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陈乔年被秘密押往枫林桥畔，一阵密集的枪声就将其秘密杀害了。
仅仅相隔还不到一年时间，陈乔年、陈延年两兄弟同在上海相隔不远的地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其惨烈之情难于言表。有人曾为之写诗：皖水龙山出俊豪，陈门两代出天骄。长兄慷慨油汤赴，大弟从容烈火蹈昆仲成仁先论定，乃翁评价待推敲。松年一曲艰辛史，闻着谁人不泪抛。
写在最后的渔人物语
有一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陈延年、陈乔年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牺牲，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风采。
就像鲁迅先生早早就写下了“陈安仁来”而不是“陈延年来”，除了现实规避风险的理由，更可能是期待社会和时代要“安”、要“仁”。
只是当时的天下本就不是宁静的天下，于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为了心中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惟愿今日盛世，正如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心中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