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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2020年为我国农历庚子年,为十二生肖鼠年。农历也称为夏历,为我国夏代创立的历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夏历以春季一月为正月,夏代以正月为岁首(夏历),殷商、周、秦曾经分别将十二月、十一月、十月定为岁首。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启用太初历,仍依夏代之规,恢复夏历正月为一岁之首,沿用至今,称为夏历。1970年以后夏历改称为农历。现在被称为夏历的中国传统历法,是辛亥革命使用西历后,一些人以为中国传统历法行的是夏正,所以就叫夏历。

夏历来源于我国夏朝,夏历的存在与沿用至今,就是证明夏朝存在的一个最好证明。但随着西方考古学进入中国学界,夏历来源的夏朝、华夏文化来源的夏朝、华夏民族来源的夏朝,也成为一个饱受质疑的朝代。通过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求证与还原夏朝历史,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在黄河流域河洛地区的夏文化重点研究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夏朝的实证也成为我国学界必须要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2020年夏历的庚子年,是生肖的鼠年,也是我国五行中的水年。“子”为“水”,中华文五行文化中的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夏朝的建立,也是在大禹治水建立的丰功伟绩基础上,而得以形成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因此,要破解夏朝历史,首先要研究大禹治水,只有研究清楚、研究明白大禹治水的根本的、丰富的内涵,才能彻底地解决夏朝历史、华夏文化的起源,为我国历史的延展、华夏文化的光大,建立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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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作为华夏文明诞生的原始事件,得到了各界的共识。围绕“大禹治水”进行的学术交流与探讨,也成为各地、各学界长盛不衰的学术焦点。而这些以《禹贡》为基础的“大禹治水”学术研究,却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陷入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交流怪圈。

为了早日解决夏文化的根本问题,减少国家财力的浪费,减少国家学术资源的虚耗,笔者作为尧舜禹的使者,华夏文化的传承者,日行万里,穿越时空,为华夏文化的复兴,再现尧舜禹时期真实的“大禹治水”情景。

“夏之兴也以塗山”是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显示了各氏族部落对大禹丰功伟绩的崇敬,“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水落石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对“大禹治水”的原因、地理、情景的真实再现。因此,淮河、涂山、荆山与夏朝、大禹的密切关系,才是我们破解夏朝历史与大禹治水的根本所在。

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不可测,是华夏文化虽历经磨难,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大禹治水”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模糊了历史记忆,成为我们今天的历史与文化的难解之谜,但真实存在过的事物总会在某个不经意间,显现出其历史真相。就如现代的一盒磁带,可以再现丰富的交响乐;一段简单数码可以再现丰富的美丽动态画面,而中华的每一个文字都可以成为我们破解远古历史的原始密码。

“大禹治水”是客观史实还来还是年代久远的虚无神话传说?是一个史学界完全没有研究清楚的问题,目前学术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史实还是传说的“是”或“否”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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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这是《史记》对尧舜禹三位华夏民族先圣关于大禹治水事件的详细记述。通过考古学破解这段历史的难点在于,大禹治水究竟是在什么具体位置?能否找到确证大禹治水的遗迹?按《禹贡》所提供的文献“禹治九州”,不仅不能证实大禹治水,反而让西方学者更加怀疑否定大禹治水的现实性。“大禹治水”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对“水”的内涵理解和“大禹治水”所包含的丰富意义。

通过穿越时空与尧舜禹的神交,尧舜禹给笔者的启示,尧舜禹对笔者的嘱托,大禹治水中的“水”不仅是一个物质概念,而且是一个地理概念,“水”的来源与产生就是中国汉字在表形,表意,表征意义,对“大禹治水”的具体山水地理环境的形象刻画,是对大禹治水具体地理位置的形象刻画。

下图为历史记载大禹“凿山导淮”“夏之兴也以涂山”地区的卫星地图以及“水”字的历史演化过程:

通过图形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字的各种字形与塗山地区的山水地理环境高度吻合:塗山、荆山之间的淮河干流为“水”字的主干;淮河干流西岸的芡河湖、泥河湖为“水”字的左边两点;淮河干流东岸的天河湖、高塘湖为“水”字的右边两点;“水”字的左边三点还有四方湖加以印证;即使“水”字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转变为笔画,“水”的两边笔画也是高度对应着芡河、泥河、天河、洛河,与四条河的走向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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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象形字。在字形上,甲骨文中的“水”字(图1、图2、图3)形态各异而基本形体像水蜿蜒流动之形;两侧的点像水滴,表示水流的曲笔或多曲折、或作复式、曲向或左或右,表示水滴之点数或多或寡,于义无别。发展到早期金文中的“水”字(图4、图A),“水”中的弯曲斜线表示河道主流,两旁四点表示水花水珠。此后,“水”字的发展分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由战国文字(图5、图6、图7)发展向小篆中的“水”字(把水花水珠变成线条化,图8、图B),再发展向隶书中的“水”字(把整个字从线条化变成笔画化,图9、图10、图11、图12、图C)和楷书中的“水”字(图D),成为为独体字;另一条途径是发展为晚周金文中的“水”字的另一种形式(把“水”字的形体横放,图A1),发展到古隶(即秦隶)中的“水”字(图A2)则将水花水珠连成一横,并将字的形体缩窄;发展为汉隶中的“水”字(图A3)时则变成三点水旁(氵),成为在形声字里表意的形旁(氵)。

在字义上,“水”字的本义是河流,引申泛指一切水域(江、河、湖、海的通称);又以河流的象形字“水”表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引申泛指某些液态物质;又由水静则平衍生出水准、用水测评的含义;还有游水、五行之一、生活在各类水体中的生物(水生动植物)等含义。

对传统解释“水”字中的四点为河流的水花水珠,笔者不敢苟同,也比较牵强;它的正确解读应是代表了淮河周边的四个湖泊和四条河流。即使“水”字作为汉字的偏旁部首来使用的“氵”,也是对夏水北淝河、芡河、泥河三条河流走向的写实刻画,否则你无法解释两点水斜向下、下面一点水斜向上的根本问题与含义。

因此,“水”字的产生与来源,就是对淮河涂山地区地理环境的刻画;我们今天认识的“水”字,在尧舜禹时期,在文字诞生时期,实际上是描述大禹对淮河涂山地区的综合治理,而不仅仅特指“治水”,大禹对四方湖地区的“禹勤沟渠”也是“大禹治水”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夏文化、华夏文化、华夏文明、中华文明等关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本源的一些重大问题,将就此书写新的篇章。(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