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统一汉朝之后，分封同姓诸侯，唯独没有给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赏赐。在太上皇刘太公的干预下，刘邦“大度”地把二哥的领地分封到边塞，大哥刘伯已经去世，刘邦将他的儿子刘信封为“羹颉候”，也就是“刮饭锅候”，以示对大嫂当年的所作所为的不满。
那么，大嫂做了什么让刘邦如此耿耿于怀？
原来年轻时的刘邦无所事事，经常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打架斗殴，被通缉以后不敢回家，便去大哥刘伯家“蹭饭”吃，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嫂子就开始厌烦，为了表明家里的饭菜已经吃完（以示羹尽），她故意把锅刮的叮当作响，刘邦的伙伴们非常尴尬，就离开刘家。刘邦去厨房查看，见锅里还有饭菜，从此就记恨嫂子。等做了皇帝还是不能释怀，因而给侄子了这么一个屈辱的封号。
这样“小气”又任性的行为，与金戈铁马、斩白蛇而起义大英雄的形象确实有点格格不入。
在为数不多对刘邦个人的记载中，多是对这个“成功者”的粉饰与神化，围绕刘邦一生中所发生的大事又都模糊不清，日本史学家佐竹靖彦花了十年的时间，从《史记》的本纪到世家、列传，认真研读了大量相关史料，又通过将《史记》与《汉书》的对比，并且研究后人对《史记》、《汉书》的注释内容的变化，以及考古出土的汉简等资料，写成《刘邦》一书，旨在找寻历史文献中遗落的真实的场景，重新审视刘邦在各个时期被改写的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刘邦。
佐竹靖彦东是京都立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还是中国史学者，他沿着刘邦走出沛县的足迹，以史料为据，以各种轶事作为点缀，尝试用多元多层的透视法对史料展开结构性的解读，并用这种方法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大胆复原。
一个小地方的“地痞流氓”，到底是凭着什么走向权力的巅峰的？《刘邦》这本书中会带着你分析其中原因。
刘邦的任侠世界
西楚霸王项羽在攻占咸阳以后，急于回到家乡，有人劝他定都咸阳，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刘邦最得意的时刻，不是打败项羽，坐上皇帝的宝座，应该是做了皇帝以后的那次“衣锦还乡”。
五十岁的刘邦重回沛县丰邑，宴请父老乡亲。在半个月时间里，日日盛宴，把酒畅谈，情到深处，刘邦慷慨击筑，领唱他自创的“大风歌”。
在这场狂欢中，趁着酒醉微醺，丰邑父老乡亲最爱谈的就是刘邦未遇时的奇闻趣事。那个领着一帮兄弟混迹街头的“小混混”，做了皇帝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毕竟有刘邦是“赤帝之子”的传言，而刘邦的父亲也亲眼看到龙盘伏在刘邦母亲身上，从而生下刘邦。
但在作者佐竹靖彦眼里，这些传闻不过是家人以及追随者为刘邦造势而制造出来的谎言。刘太公为儿子造势是爱儿子的天性使然，那么追随者为刘邦扬名则是回应刘邦的“任侠”精神。
在书中，佐竹靖彦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任侠”，他认为刘邦与他的任侠集团凭着任侠精神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
任侠的本意是“附带义气，以侠义自任”，它的三大特点是：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
刘邦就是凭着这种精神让追随者死心塌地、为他出生入死。从他带领狐朋狗友去大哥家蹭饭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邦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都会把“义气“两个字放在第一位，做了沛县的亭长，也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与朋友的饮酒作乐之上。
刘邦好酒好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年轻时最爱与一帮哥们儿去村头的酒馆喝酒厮闹，虽然每次都不会付账，但村里的两家酒馆的老板娘都待若上宾，其中一家店的老板娘武负后来一直跟随刘邦，成为刘邦集团内部的占卜师，就是她，一直对外宣称，刘邦烂醉如泥躺在酒馆里的时候，总会有一条龙浮现在刘邦身上。
由于武负善于相面，这些传言很快在丰沛地区流传，也因此给刘邦带来更多的追随者。
像武负这样的女人，开一个小酒馆养活她无用的丈夫，自然而然地把众人环绕的刘邦作为靠山，而讲义气的刘邦必然给予更多的回报，这种“任侠“式的呼应，最终是刘邦取得天下的时候，武负也得到了“鸣雌亭侯”的封号。
所以，其他的追随者也一样，虽然“老子我”这样粗俗语言是刘邦的口头禅，动辄就骂人也是他的常态，但刘邦的追随者不止一次说，之所以众望所归，就是因为他的慷慨大方，也就是哥们义气。
韩信曾经发誓用一生来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原因就是初见刘邦，就享受与刘邦同等的待遇；这也是刘邦对待投奔者的常用手段，初见陈平就同坐一辆马车；黥布是项羽手下的猛将，来投靠他的时候，看见刘邦正张开两腿，让婢女帮他洗脚，黥布感到极度的愤怒和羞耻，但回到住处，看到与刘邦居室一样的陈设，又转怒为笑。
刘邦志得意满时曾问群臣：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去天下？
王陵回答的主要的一句话就是：与天下同利也！
“和天下人共享利益”，是刘邦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刘邦一贯用来拉拢、并且引导追随者最常用的伎俩，也是作者佐竹靖彦所说的“任侠”精神，在这种“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的精神的感召下，刘邦的追随者也以这种精神回报给刘邦，最终达到了刘邦的目的——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哥们义气变为为国为民的大义
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刘邦的天时是秦统一天下而后迅速瓦解，地利与当时丰沛地区建立起来的地域性社会关系分不开，而人和，是刘邦具备笼络同伙、建立小集团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刘邦的这种能力就是靠的“任侠”精神。
佐竹靖彦每次用到“任侠“这个词的时候，都有揶揄的成分在里面，他认为从“小流氓集团”的哥们儿义气，到成事以后的“任侠集团”喊出为国为民的大仁大义，刘邦不过是利用“侠义”二字，笼络所有能为自己所用的人。
因此，佐竹靖彦说：在《史记》中，从未有使用“相爱”一词来形容异性之间的爱情。《史记》所谓的“相爱”，是指因为彼此敬慕而使自己获得成长、变得更为强大乃至产生驾驭整个世界的力量的同性间的感情。这种感情还包含着对方同心同德、为对方不惜粉身碎骨的献身精神，这属于侠义式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炽热情感。
“相爱“一词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频繁出现，刘邦在各个时期都有“相爱”的同性朋友，也就是好哥们，从青年时代的卢绾、王陵、夏侯婴，到后来的张良、萧何、韩信等，这些与刘邦“相爱”的好哥们，都具有任侠的气质，“信义”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追随着刘邦，为他赴汤蹈火，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金庸先生曾借郭靖的口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也是刘邦一直标榜的大义，也是给追随者树立的一个信仰，他们就是凭着这个信仰，一步步帮助刘邦建立大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