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在自吹和谴责了国会山暴乱一番后，特朗普结束了自己的总统生涯，留给世界的却是一地鸡毛，他的那些“跟班小弟”们也开始慌了，带头大哥走了，我们该怎么办？
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五眼联盟”里，澳大利亚大概是最死心塌地的了，和中国交恶，则是莫里森政府“表忠心”的结果。特朗普拂拂衣袖走了，莫里森是不是要紧急掉头，而这个头该怎么掉，中国又会买账吗？
中澳关系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世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只要是在正经进行分析判断，不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那种拿钱办事的，都得出了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还没学会适应一个崛起了的中国。
例如，前澳洲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在其新书《中国的大战略和澳大利亚在全球新秩序中的未来》中强调，堪培拉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如何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崭新理解”的基础上。他说，澳大利亚需要用高超的技巧来驾驭一个新的“有界多极秩序”。
全球学者开给堪培拉的“药方”也是一样的：既要“应对”中国，也要与其合作。换言之，就是需要保持平衡，在竞合之间走钢丝。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荣誉退休教授休•怀特就写道：
“莫里森认为他可以与北京方面达成协议。但要管理与这个地区大国的关系，就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妥协……中国是一个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合作的国家，不仅因为在未来的几年乃至几十年里，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与中国同样的出口机会。” “我们必须作出妥协，在一些问题上让步，以便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有时情况不会很好，但当你与大国打交道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 “现实情况是，国际关系像任何其他类型的关系一样，总是需要大量的妥协和让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做的，在一个我们不能事事随心所欲的世界里，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梅丽莎•康利•泰勒说得更直接：
“当我听到有人说澳大利亚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对抗时，我想起了新加坡驻华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的话：‘我曾经问过一名越南高级官员，河内领导层的变动对中越关系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每一位越南领导人都必须与中国和睦相处、并勇敢地面对中国，如果你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你就不配当领导人。’”
“不幸的是，目前澳大利亚只做到了一半。”泰勒评论道。
法里德•扎卡里亚博士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的2020年度演讲中也是这么建议的。这位哈佛博士拥有一大堆头衔：《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纽约时报》多本畅销书的作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这绝对是西方主流舆论的代表了。他建议：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如何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继续确保与中国的贸易？……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最好的样板是新加坡。李光耀曾对我说，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能够维持新加坡独立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视为一个亲美国家，但从来不是一个反华国家，没有被中国认为是敌人。”
远在纽约的扎卡里亚可能是真的对西太平洋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然他不会建议让澳大利亚“屈尊”学习新加坡。他也许是忘了、也许压根就没意识到，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没有堪培拉的那种对中国的种族和意识形态优越感。
走钢丝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手腕，但澳大利亚决策者目前还没有到讨论能力问题的程度，他们还停留在上一步：我愿不愿意走钢丝？我想不想在抗衡中国的时候维持起码的合作？
答案很明显：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