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韩亚清
前言
1984年老山地区收复和防御作战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个年头。无论当年参战的军人、军工和支前民兵民工，还是当地的群众，对此记忆都在逐渐淡忘，有不少当事人或家属则不堪回首……
对于这场残酷的区域性战事，战后多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报刊文学都很少有报道，使其中一些史实至今鲜为人知。当时，我是南京军区1军1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因工作需要受命担任烈士火化组组长，负责了这段人们既关心又不便涉足的内部性工作。1985年6月，我部完成轮战任务撤出战区后，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和《解放军报》记者把烈士善后工作作为整个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先后采访过我，但不知何故没有下文。后来，我特别注意到网上的报道，看到不少文字、画册中也没有见到这方面内容，甚至在我部的对外宣传中也难以看到这方面的东西。烈士工作，是军史的一部分，今天我将我经历的这段史实讲述出来，否则，将对不起历史。
NO.1：烈士遗体就地火化送回原籍
我当时的“阵地”是位于新街前指附近的火化场，我的战绩难以表述，不知形其大，还是形其小？
在寂静的深夜，当我想起和我一起在兴街战地火化场为烈士洗身整容送行的师教导队的战友，便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在不断地折磨着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我应该说些什么？沉思很久，鉴于某些原因，只能借助战友的搏客，记录那一段痛苦的回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仅以此感谢那些在特殊时期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军师各级领导，感谢为烈士优抚工作做出贡献的地方各级干部，怀念为此付出辛勤汗水和做出特殊贡献的全师各级烈士工作组的战友，追悼我们亲手擦洗整容过的那些已远离我们而去的烈士们。
1984年7月13日，我部接到赴滇作战命令，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于7月21日下午3点离开营房，3点40分到达杭州艮山门车站，9点10分离开杭州，28日到达驻训地——云南省砚山县。
三个多月的临战训练后，我接到了师政治部关于迅速组建师战地烈士工作组的命令。当时，我刚从侦察连蹲点回来，是师政治部副主任袁西有给我谈的话，之后组织科长关继南又具体交待了任务。记得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一人徘徊在砚山炮团的操场上。夜幕中，仿佛看到几个战士抬着一个血肉糢糊的烈士向我走来，我不知所措，紧张中又看到后边跟上来的部队首长和烈士亲属，当时我紧张极了，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着什么？我又会以什么结果汇报给大家。心中无底，忐忑不安。
组建工作机构很快就成立了。根据当时情况，我们按原计划设置了整容组、棺木组、掩埋组、登记组、行政组和后勤组，后来因改为火葬而简化，从师宣传科、干部科各挑选1名同志，师教导队挑选6名干部、12名战士，组成了由21名干部战士组成的师战地烈士火化组，由我担任组长，宣传科1968年入伍的老干事邱忠荣同志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并组成了两个党小组、一个团小组。
11月9日，我随李继松政委、袁西有副主任带队的对口学习组，到正在一线作战的11军观摩学习，在设在曼棍洞的师指挥所里，我从32师组织科杨科长那里了解了一些烈士工作的处理程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在心中有了一些大致的概念。
11月28日晚上，师政治部主任高武生召集火化组全体人员进行了战前动员。29日，火化组全体同志由砚山分乘两辆卡车于上午9点出发，11点多到达我们的“阵地”——西畴县兴街火化场。当时因条件不完善，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我们分住在三户老百姓家里。
我们部队是12月9日全面接管前沿和阵地的。在战斗准备的这段间隙，我组织大家先后学习了军委、军区的有关文件和军师两级关于烈士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用一上午的时间对全体人员再次进行动员，并让大家深入进行讨论，针对各自岗位表示了决心、制定了措施。
当时袁副主任对我们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初到砚山时，昆明军区对轮战部队的烈士遗体处理并没有过细的要求，烈士遗体就地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之后为什么要将烈士就地火化并将骨灰带回原藉，是缘于未上阵地前，负责联系地方工作的袁副主任与时任麻栗坡县县长杨兴跃在烈士陵园内的一次特殊对话。
那时我军收复老山不久，大批烈士刚刚安葬，烈士亲属闻讯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致使当地政府在接待方面不堪重负。杨县长如实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细心的袁副主任将这一情况在师党委会作了报告，提出宜将本部烈士遗体火化带回的建议，得到了党委一班人的一致赞同，后经逐级上报获得批准，火速设立了火化场，然后由参战部队将烈士骨灰带回原籍安葬，以减轻烈士亲属往返祭奠和当地政府的接待负担。此后，各大军区的轮战部队都是这样处理牺牲烈士的遗体。
NO.２：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火化场的工作虽然没有枪炮声，但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的影响力不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超越战场本身。
鉴于战地火化烈士遗体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规模性的火化。而第一次的尝试又不能出任何问题，因此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很多。所以军指挥所11月11日专门召开战场烈士工作会议。军长、政委作了具体指示：一是要求选拔责任心强，对烈士有感情，平时表现好、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担负此项工作；二是工作不准出漏洞，不准留后遗症，不能因我们的点滴疏忽，影响到干部战士的作战情绪。无论军事会议还是政治会议，师里也是逢会必讲。
烈士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了可以极大地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同越寇浴血奋战的积极性，并能更好地安慰烈士的亲属，否则，战场上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可怕的，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我们要时时想着在前线作战的战友们，处处掂量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托，不辜负上级党委首长及参战的每一个战友对我们的期望。
根据上级关于“烈士遗体不得留置异国”的要求，所有遗体必须运回火化。我们的一线部队在抢运烈士遗体的时候有时是要付出相当代价，后来我听老指导员孙晓军讲，他们连奉命抢烈士，冒着炮火抢了一晚上，战士累得爬不起来，天亮一看，一多半是越军的尸体，大家懊恼坏了。实战中还出现过伤亡三四人抢运一位烈士遗体的壮烈场面。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才运送到我们手中的烈士，我们怎么办？师首长要求我们：
一是当天接收，当天火化，无特殊情况不准过夜；
二是整容中，能缝合的伤口必须缝合，能拍照的尽量拍照。做到无血迹、无泥土、无未缝合和未包扎好的伤口；四肢不全的要用仿品代替；该穿的衣物必须完整。每整容一名烈士，队里的干部无特殊情况都要到场并进行检查验收。务必做到“领导检查不检查一个样，护送人员在场不在场一个样”。
负责火化人员要对烈士遗体轻抬、轻放、慢输送；火化后要一人一清炉，务必骨灰完整。工作中要严肃认真，坚决杜绝戏笑、打闹和开玩笑行为。如有家属来队，一定要热情接待。
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家的认识有明显变化：一是一直闹着要同战友一起到一线真刀真枪立战功的，安下了心，认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性；二是比起一线官兵的危险性、艰苦性，我们没理由搞不好。
NO.3：火化全师参战后的第一位烈士
1984年12月9日中午时分，我们接收到全师参战后的第一位烈士——师炮团二营四连战士杨献龙，他是12月9日11时30分在猫猫跳阵地炮射中牺牲的，主要是头部受伤。按照预定方案，我们与炮团转运组办完交接后，即将杨献龙烈士抬到工作台上，面对护送的官兵和火化组年轻的战士们，为防止怯场乱阵脚，我和教导队樊铁焕队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此次整容全部由干部操作，战士一律在一边观摩。
我们首先对烈士身体进行清洗，军医李天国和卫生员畅新乐对头部整容。杨献龙同志是刚从教导队出去不久的学员，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然而在近距离面对老战友被凝血覆盖的伤口和不愿闭合的双眼，大家都哭了。我协助军医对伤口进行了清理和鏠合，看着李军医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泪水，我也泣不成声。给烈士洗过脸后，又将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然后涂上胭脂。给他穿上一套从内衣衬衣衬裤到绒衣棉衣外罩；从腰带帽子到领章帽徽制式军服穿毕后，邱干事从正面、侧面、全身、头部四个方向进行了拍照。这时再看小杨已似安祥入睡的神态，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最后我们和护送的官兵一起为小杨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告别仪式，就送他上路了。因柴油炉子是第一次使用比较凉，火化时共用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由我将骨灰装入一个红色丝绸袋，由于当时购买的大理石骨灰盒尚未运到，只有先附上标签入库保存起来。
这就是火化组的第一次工作。天黑了，大家基本都没吃饭，房东老乡也来相劝，但同志们根本没有食欲。因条件所限，邱干事蹲到牛棚去冲洗照片了，我则和樊队长去查铺，早已过十二点了，但大家都没有睡意。本来都是些年轻战士，还带着童心的幼稚，让他们过早地面对，确实也是一种残忍。他们能安睡吗？这才仅仅是刚开始，以后呢？
NO.4:烈士火化工作见证战争的残酷
1985年的“1.15”战役是继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始和广西战场收复法卡山战斗、1984年“4.28”老山收复战之后第四次大的战役，它以歼敌1200余人我亡104人的战绩载入我军史册。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任何外交性的辞令，都无法改变它残酷性的一面。这里仅从烈士火化工作中列举点滴便可见一斑。
那天下午六时左右，几辆挂着红十字旗的军车带着战场的硝烟伴着一路尘土来到火化场。29位烈士的遗体摆满了火化间前的一片空地。这些尚未清洗换装的烈士，大部分血肉模糊、肢体不全，令人不寒而栗。
办完交接手续后，两人一组，每组清洗三个烈士，我加入了整容组。首先，剪掉烈士血衣，清理遗物和子弹带；二是遗体清洗干净后，完善肢体和缝合伤口；三是由军医和卫生员组成的整容组进行整容化妆；四是穿衣拍照；五是白布裹身实施火化。清洗时，全部用温水洗身，上下肢不全的，用稻草裹布代替，没头的用药棉整形外戴口罩。记得那天，我和卫生员处理两位烈士，一个是肚子破裂内脏外露，我协助卫生员将内脏摁进肚中，并进行缝合；第二个更惨，整个脸部被炮火扯掉，只剩下眼鼻口五个黑洞，在血肉中找到和下额仅连半寸且布满黄土的脸皮，我们将其覆盖原位后，洗去泥巴，用胶布贴好，再刮去半寸来长的胡须……一切都在如泉涌般的泪水中进行。
在清洗整容过程中，有不少烈士的手臂拉不开，牺牲后仍然是一副操枪射击的姿势，给其穿衣时，怕弄断骨头，只得把衣袖剪开放置胳膊上；有些烈士的胳臂上，标有战斗诸元和敌军火力图，我们就立即将这些用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数据上报师部，据悉，这些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清理二团二机连烈士陈林湘遗体时，发现其口袋中有一纸条上写着：“党支部，我上袋内有一元钱，替我交最后一次党费”。有一名烈士火化后，在清理炉膛时，发现一枚迫击炮炮弹飞轮。因牺牲时飞轮已在肚中，其胸部伤得很重根本无法整容。而在炉膛中子弹的爆炸声更是时有发生。
3月8日送来12位烈士，其中硬骨头六连副指导员谢关友身负80处伤，火化后在骨灰中找到11块弹片。一团七连班长李桂友牺牲时，身负11处重伤，126块弹片。最多的一个烈士被定向地雷击中，身上有208颗钢珠。还有一位烈士牺牲后被河水浸泡数日，全身浮肿变黑高度腐烂，五官已经生蛆到处乱爬，但火化组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回避和应付的，他们用竹签棉球蘸酒精硬是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还有一次深夜，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值班，突然，一辆运送烈士的军车来到门前，护送的干部没有抬下放烈士的担架，只提下一个麻袋。这位干部很沉重地对我说，这是18名烈士，猫耳洞不幸被炸，是袁副主任带领人员抢出的，他要求你亲自处理。我急忙打开麻袋，看到的是仅有半麻袋鲜血浸泡的泥巴和几块泥巴裹着的肉，我惊呆了，好长时间回不过神。经清理火化，18人只有5块骨头。
在我部牺牲的烈士中，有40多位是1984年才入伍的新战士。他们当兵才半年就参战，上阵地不到一个月就牺牲。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就是战争，人类史上最残酷的一个宿影。
“师直13人、一团178人、二团88人、三团54人、炮团3人”，这是我部烈士的数字统计，看着这一组带血的数字，我长时间喘不过气来。这就是战争。至今，我仍不敢回想烈士家属到火化场那一幕幕揪心的、让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