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江南 政治中心 异域地区
提 要:江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一门显学，然以往研究者多从经济史角度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文则着重于江南地区历代王朝体制下的政治地位的探索，以求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地位有更全面的认识。
“江南”地区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一门显学，中外学者多有建树，成果累累。但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史角度进行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有研究环境变迁的，有研究农业开发的，有研究手工业、商品经济的，有研究地域社会的，因此“江南”一词所地域范围，各家所有不同，但大体上不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宁绍平原范围。在诸多研究中，有一方面过去有所忽视的，就是“江南”这一地域概念，在历史上的政治含义，似乎注意得不够，有一些著作已涉及到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地位(如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等)，但这种地位的历史渊源却很少论及。笔者不揣浅陋，想尝试谈谈这个问题。至于所指“江南”所包含的范围，大致也就是唐宋以来的长江下游地区吧!
近几十年考古证明，我国各地文化起源是多源的。但考古和文献资料也证明，黄河中游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最早期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也是我国早期国家夏、商、周形成的地区。江南地区虽然文明起源很早，如河姆渡、良渚文化等，文明也高度发展，但当中原进入阶级社会，而这些地区似乎还处于原始状态。最近良渚文化的新发现，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比较清楚的历史是从周朝开始的。
一、中原王朝心目中的异域地区
据史籍记载，周太王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目的是传给季历的儿子昌，即后来的文王，季历的两个兄长太伯、仲雍知道太王有意传位给季历及昌，于是大伯、仲雍“辞行采药”，跑到数千里外的荆蛮之地，断发纹身，“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测，太伯、仲雍远离故土，跑到数千里外的太湖流域，并不是完全不想搞政治，隐匿山林，而明显是为了避祸。这说明季历当年恐怕是采用一种非和平手段获得政权的，太伯、仲雍不走，恐有杀身之祸。后人为了歌颂文王，把这些事都隐匿了。吴越地区自然条件好，资源丰富，只要有了人力，经济很快发展，于是在春秋时期，吴、越都曾一度强盛，欲争霸中原，吴地尚武，成了与中原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所在地。
三国吴孙时，据有江东之地，大臣张纮建议定都金陵，因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形势险要，他说: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金陵)，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改金陵为秣陵，秣为马的食料，明显有贬意。相传秦淮河原称淮水，秦始皇因东南有王气，曾有意凿冈而浚之，故曰秦淮河。这些传说显然是不可信的，但说明虽然秦统一了六国，当时中原人对吴楚故地一直抱有戒心意识。秦末项羽即起于江东，有八千子弟随之，这八千子弟出身不清楚，估计是荆吴后裔，说明秦统一后，这里一直潜伏着一股反中原的势力。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东南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他认为:“亡秦者，非江东子弟之力不可也。”果然，亡秦者，实为江东项羽，刘邦是从项羽手中取得政权的。
汉初，刘邦平了异姓诸侯之乱后，封同姓诸侯，“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后，封同姓诸侯，对其亲生儿子怎会有此猜忌之心?盖由秦末以来，江东子弟骁悍善战，且有铜盐之利，经济实力浓厚，所谓“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且地处偏远，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为中原王朝鞭长莫及之地，易起问鼎中原之念。不意竟言中，以后吴楚七国之乱，吴王濞为其中实力最强者。《汉书地理志》说:吴越之地，到秦汉时代，“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就是刘邦“患会稽、吴轻悍”的原因。汉一代对吴越之地始终抱有警诫之心，“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说明秦汉以来，东南地区尚武的民风，对远在西北的中央政权始终存在隐匿的威胁。
二、南北对峙——江南首次中原以外另一政治中心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为中原属地，一跃而成与北中国对峙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三国孙吴时，东南虽然尚未充分开发，但无疑已成为能与中原抗衡的一大势力。晋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说明东南地区民间对晋的统一仍存的贰心。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经东晋南朝，历数代经营，人口大增，三吴富庶，又有南渡带来中原文化，以及儒、道、佛思想的影响，逐使扬州(州级)成为与中原王朝对立的政治、文化重地。六朝时期是江南从尚武到崇文重儒的转变时期。故到了隋代，东南时俗为之大变。“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隆，故能长期与中原政权抗衡。开皇九年杨坚平陈，恨极分裂了数百年的东南政权，于是将六朝古都的建康城夷为平地，并将“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以后又遭到东南人士强烈的反抗。随后，对江南经济严加控制，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又派他的儿子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就是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杨广游江南除了享受外，恐怕还有对东南地区监察的任务。最后还是被宇文化及杀死在扬州。
李唐兴起之初，东南地方势力反抗仍甚。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指出，唐初平定江南后，改金陵为白下，后改白下为江宁，都有贬义。也反映唐初李氏对江南地区的心态。太宗后国势渐平，黄河流域再度辉煌。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势，东南地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文化上渐趋重要地位。唐太宗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徕天下文人学士，而东南文化竟占很大比例。于是东南文人开始进入了帝国的政治舞台，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这就是为宋代以后东南文人在政治地位的上升，开了先河。安史乱后，东南地区经济地位日隆，成为王朝经济命脉所在。唐后期置扬子院于扬州，管盐铁、漕运，即以江北控制江南。五代时期，东南稍安，经济更为发展。建立在开封的赵宋王朝，经济上更依赖于东南。宋代江南六路漕粮运至扬州起运，一度在仪征起运，虽然是赋税收集，事实上也有对吴越地区政治控制的内涵。
三、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
明清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建立在北方的中央集权王朝就对其更有戒备。元末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据有江南以后，对这块经济发达、文采风流的地区，十分厌恶和疑惧，不仅对江南苛以重赋，对江南士绅严厉的打击和迫害，还迫迁大量苏州富民于临濠。洪武年间沈万三事件，实质上是对东南富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据有人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内，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而且这三十人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十四人。他又规定:“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黄波《朱元璋为什么疾恨江南?》)。由此种种，可见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高度专制集权政权，一上来就对南宋以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民意识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天生有一种忌恨。然而社会发展终究是势不可挡的。明代中叶后，江南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士绅阶层地位上升，市民意识加强，其中不少虽有功名却层次不高，或者根本是个白丁，然其参政意识强烈，舆论影响不可小觑。这种阶层的意识潜实质是反专制封建的。故晚明东林学派、复社成员，有的是通过科举在朝为官，有的则是富商，于是两者“士商合一”，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往往与朝廷许多政策对立，或干预地方事务，东林党人顾宪成明确说:“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这种思想虽然产生于江南士大夫这一阶层，但这一阶层是根植于江南这一地区的。因此，中央政权连带这一地区产生先天的忌恨。
满清入关，最头痛的是江南士绅阶层。故康熙十分关注江南地区的社会情况，苏州织造李煦就是他派往江南的耳目。他通过李煦除了了解江南扬州、苏州等地的睛雨、农业收成外，更重要的是要他监视官场，密报民情。并明确指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李煦奏折》第7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并时时询问“南方安静否?”(第88页)尤其关注江南社会的舆论，指示“再密打听，奏闻众人议论如何?”(第109页)与此同时，他对付江南士大夫的策略，则用软硬种种手段进行镇压和笼络，一方面通过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沉重打击了江南地区衿绅的势力，有学者指出，雍正中期的“江南张云如匪教案”，是因为“江南一带自清易明以来，始终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绪。读书人逃禅隐居，著书讽世;习武人则四处奔走，伺机起事。某种意义上讲，`江南案'是顺、康以来，清政府镇压江南一带反清复明势力一系列案件的一个延续”;一方面兴博学鸿词科，以后修《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参与者东南士人为多。康熙、乾隆数次下江南，除了关切治河、通运事外，同时也是为了解东南民情。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的罹祸者、乾嘉时考据学大兴而有成就者，均以江南士大夫居多。可见其镇压和笼络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当政局稍有风吹草动，江南又成为最不安定地区。如晚清对变法、新政，支持者亦以东南人士为多。
满清政权的建立，是以仅数万八旗入主中原，最终统治了一个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土、近两亿多人口的大国。其初不免心气不足，故一直是将晚明以来人本主义思想比较浓厚的江南，视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异质地区，对远在北京的中央来说，这是一个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在交通、信息技术还处农业社会阶段，这也是控制庞大疆域帝国中枢的必然心态。晚清以来，废科举，开学堂，兴报业，制造社会舆论，江南士绅开始成为一股在野的政治势力，正如左宗棠所痛诋:“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总之，在长期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江南地区既是王朝经济上离不开所依靠的地区，又是十分防范的地区。这就是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意义。
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自然、人文差异很大。自秦始皇大统一帝国建立以后，各地区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也不一样，有京都畿辅区，有军事防护区，有基本经济区(冀朝鼎语)，有羁縻统治区等等。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特定的内外不同政治形势，各区的地位也有变化。中央朝廷对不同地区的关注和统治方法也不尽相同。“江南”地区在我国历史上有其很特殊的地位。我们今天研究江南地区，研究其经济发展当然是首要的。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全面了解江南的历史。如果能将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在全国统一局面中的政治地位作进一步考察，可能会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地位有更透彻的理解。
来源：《浙江学刊》2010年02期
作者：邹逸麟
选稿：佘本金
编辑：杨肖翠
校对：吴泓伶
责任编辑：黄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