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BT财经
去年，同性交友软件Blued运营公司蓝城兄弟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云敲钟”，正式挂牌纳斯达克，股票代码为“BLCT”。
上市首日蓝城兄弟开盘价20.45美元，较发行价16.00美元高开28。随后多次触发熔断，最高一度冲至35.89美元高位，较发行价上涨124.31%。
虽然对于Blued服务的群体，社会都表示着默认态度，但对于Blued，争议最大的就是其 2017年便已经推出的“蓝色宝贝”计划。
打着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辅助生殖咨询服务的旗号，实际就是“代孕”，服务价格在40-100万元。
蓝色宝贝介绍得很隐晦：是向生殖障碍者、单身主义者、同性恋群体、HIV感染者以及其他“特定需求者”，提供包括基因筛查、冻精冻卵、试管婴儿内在的海外辅助生殖方案，帮助这些群体获得下一代。
早在2017年，也有网友质疑过代blued上的“满满孕味”：
据悉，Blued创始人耿乐本人在2017年3月12日通过在美国代孕得到一个孩子。
2020年7月，在blued刚刚上市之后不久，也有媒体注意到Blued的App上有代孕业务，并可根据客户需求生成报价。
新闻爆出后，Blued下架该项业务，原本栏目位置改成知识科普。
2021年1月19日，有媒体登上Blued，发现同样的位置又变回曾经下架的代孕项目。
1月19日16：00，媒体再次登陆Blued时，发现该项目又被下架。
以公司的名义，做代孕能赚多少钱
蓝城兄弟这项family planning services（也就是上文所述的代孕计划），2019年，业务收入约921万元，但2020Q1收入就达到了413万元，约占总收入的2%，2020Q3则没有详细披露 。
2020 Q1，Blued在全球已拥有超过4900万注册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到了2020 Q3，blued的全球注册用户达到5800万,其中月活跃用户630万,总付费用户数同比增长43.8%。从注册人数和付费人数的增长中，我们可以推测出，Blued代孕的收入“只多不少”。
除了Blued外，港股市场则有作为“专治不孕不育第一股”上市的锦欣生殖，因为也有代孕业务，一改此前因为“代孕女子查出梅毒”事件的影响，连跌数日。
在郑爽事件爆出后，1月19日,锦欣生殖股价结束7连阴,盘中一度涨至8%，20日截至发稿，又涨了接近6%。
锦欣在其官网上主打的是试管婴儿，但是2019年，锦欣收购了hrc fertility，这家美国top生殖医疗诊所主打业务之一就是代孕。
2020年锦欣又收购了赴美生子的著名中介公司梦美，该公司专注代孕业务，利润占营收的80%。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至15%，其中需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介入才能怀孕的约有20%。
大多数人都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在自己和伴侣身上努力未果之后，就将目光投向代孕服务。
代孕除了会引起不孕不育夫妇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对此关注度极高，那就是同性群体。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类孕育新生命的基础条件是一男和一女，无论是双女或是双男，都注定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
或许是对繁衍的渴望，或许是单纯觉得有孩子才算完整的人生，这部分人群，同样非常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其中男同性恋者由于没有子宫，所以想要自己的孩子，除了需要有卵子之外，还需要一个代孕母亲。
代孕，郑爽不是特例
其实，代孕早在悄悄渗透，郑爽事件，并不是特例。
时尚博主gogoboi也被爆出女儿是在美国代孕生出的混血宝宝，在郑爽代孕曝光后，他迅速清空了女儿的个人社交平台动态，以及大号里关于女儿的内容。
徐静蕾曾经在某个节目中，提到自己想要去海外冻卵，当主持人问她是不是在自己肚子里怀的时候，她坦然说出“不，我是可能要准备代孕的。这很正常，我很多朋友都去那边做。”
不论宣传的代孕服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在中国发布代孕广告都是违法的，国家卫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委发布《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明令要求网站禁止发布代孕服务的相关信息，但是小广告总有办法让想看到的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在代孕未被立法禁止之前，便引起过大讨论，有需求就会产生商机，但是人体是否应该被作为商机？
举个例子，美国部分州虽然可以合法代孕，但代孕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海很多国家限制出境，不少代孕公司只得把生出来的孩子放在酒店里，甚至有一些代孕孩子的买家，因为收入下降，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代孕的尾款，直接拒收已经出生的婴儿。
除了孩子本身之外，代孕母亲本身的人权也无法得到保证。
如果在妊娠中、生产时出现需要流产的原因，或者代孕母亲本人不想生，那么她是否有权进行人工流产？
如果孩子还没有出生，委托人就已经死亡，那么这个孩子未来应该由谁抚养？
如果代孕母亲在怀孕中出现任何与怀孕有关的病症是否属于工伤？
如果代孕出生的婴儿有缺陷如何判定责任？
代孕费用应该如何结算？
以上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可以引起纷争。
另外，代孕母亲的人权难以保障，委托人也未必一定顺心。
1986-1987年间，美国有一起著名的由代孕协议引起的监护权案件。由于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威廉·斯特恩找了一位代孕母亲玛丽·贝丝·怀特海德。然而孩子出生后，怀特海德拒绝将其还给斯特恩。
最终，法官判定怀特海德为孩子的合法亲生母亲。
所以，就算郑爽不是代孕的个例，有上市公司在打代孕的擦边球，都不能表示“代孕”的法则像点个外卖下单那么简单，对代孕说不，是对人类最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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