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选总统拜登提名出任国防部长的劳埃德·奥斯汀当地时间19日声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不断上升的”威胁。
报道称，当天被询问下一届（政府）国防战略重点问题的时候，奥斯汀宣称：“中国是未来最大的威胁，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也是一个威胁，但它正在衰落……”。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奥斯汀还声称，“如果得到确认，我将审查我们的驻军情况，以确保其适当平衡，以应对中东地区广泛的挑战”，“（广泛挑战中）也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奥斯汀还补充说：“我们将中国视为我们最重要的全球竞争对手。”
拜登提名国防部长的确认听证会于1月19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也就是拜登就职的前一天。
关于美方频频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中方已多次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我要重申，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个别政客不断污蔑抹黑中国，我倒想问一问，究竟是谁公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是谁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他国的企业？是谁对自己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搞大规模、无差别的窃听、窃密和网络攻击？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窃听帝国”？又是谁频繁派军机军舰到南海耀武扬威，挑起事端，唯恐天下不乱？国际社会对此自有公论。
据此前报道，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去年12月8日提名退役四星将军劳埃德·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如获参议院批准，奥斯汀将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防长。但按照法律规定，防长提名人选须退役7年以上。这意味着退役仅4年的奥斯汀需国会参议院给予年限豁免，因此其就任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延伸阅读
拜登过渡团队成员中一半以上为女性，40%以上为非白人和性少数群体。
文|徐立凡
这两天，美国进入了“一国两府”的奇特状态：
共和党这边，特朗普不承认败选，开始更换内阁成员名单，除已被解除职务的国防部长埃珀斯，据称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长等职位也将换上新人；
民主党这边，当地时间10日，拜登公布了一份近500人的过渡团队名单，加快了组建内阁的步伐。这份过渡团队名单，会对权力交接产生什么影响？又预示了什么政策方向？
拜登过渡团队名单凸显四个特点
事实上，这份过渡团队名单并非政府成员名单，其作用是对拜登要组建的政府机构和成员进行评估，以便选出最恰当的人选。当然，过渡团队成员肯定是拜登信得过的成员，若能完成权力交接，其中一些人未来肯定会成为拜登政府的官员。
其实早在今年6月份，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就开始组建白宫过渡团队了。这也是《总统过渡改进法案》的要求。该法要求，为了权力顺利交接，总统候选人应在选举前6个月就着手准备初期的过渡工作。负责拜登过渡团队的是前参议员泰德·考夫曼以及奥巴马团队的一些重要幕僚。
从10日拜登公布的过渡团队名单看，突显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特别重视“政治正确”。过渡团队成员中一半以上为女性，40%以上为非白人和性少数群体。由此体现了性别平等和多样化的特点；
二是已明确了推翻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倾向。负责牵头国土安全部交接的乌尔·贾杜曾多次为奥巴马时期提出、特朗普试图废除的“追梦人”移民计划辩护；
三是重视金融监管。负责美联储、银行与证券监管部分的加里·根斯勒，曾牵头出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特别警惕衍生品交易；
四是延请了众多科技界人士，他们参与从国务院到国安会、财政部等强力部门的评估。
过渡团队干预不了重要职位人选
虽然过渡团队权力很大，但对一些重要的内阁职位，基本无权干预。
最确定的是国防部长人选。早在2016年大选时，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就力挺当时领导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弗卢努瓦。拜登曾公开表示，假如希拉里在大选中获胜，弗卢努瓦将成为首位担任国防部长的女性。当时拜登已半开玩笑地称弗卢努瓦是“部长女士”。
▲美国前国防政策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
弗卢努瓦是美国军方鹰派和美国军改的狂热推动者。今年6月，她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称，美军应该具备在72小时内在南海全歼对手海军的实力。如果她成为美国防长，美国对外军事活动可能更加活跃。
相对确定的人选还有奥巴马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赖斯早在2012年就被视作国务卿的热门人选，但遭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集体反对，从而主动放弃了这一职位。
目前，赖斯也被视作是拜登的亲信和国务卿的热门人选，但能否过了参议院一关仍未可知。如果重演2012年的一幕，拜登可能给予赖斯一个能够绕过参议院的实权职位。
此外，美国媒体猜测，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这两位民主党初选时拜登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可能进入内阁担任要职。鉴于他们的影响力，过渡团队无权评估。
过渡团队的作用要看GSA眼色
其实到目前为止，拜登过渡团队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因为美国联邦总务署（GSA）还没有宣布启动大选交接工作，因此过渡团队还无权与现任官员们展开对接，获得机构信息资料。
而美国联邦总务署的态度似乎是，要等特朗普阵营发起的大规模法律诉讼出了结果后，才会宣布权力交接开始。
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麻烦。过去权力能够顺利交接的时候，当选总统的过渡团队通常会花几周时间，在各个机构与现任总统的团队以及事务官们交接。1月20日新总统就职典礼前，无论现任总统与当选总统如何不融洽，两人通常也会拿出时间来坐在一起，现任总统告知优先政务事项和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最后把核密码交给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
但现在的情况是，权力交接还没有正式启动，而选举诉讼也不知道何时启动、在哪些州启动，何时能有结果。至于让特朗普和拜登面对面坐下来谈交接事项，目前更不可能安排。
所以，现在拜登的过渡团队能够起到的作用不比刚组建时大多少。更主要的作用是暗示性的：向国内和国际社会暗示权力交接终将进行。
此外，这份过渡团队名单也是一个试探气球，由于大选后共和党人仍可能掌握参议院，而参议院有审查人事任命权，公布名单可以为将来与参议院的博弈预留一些弹性空间。
□徐立凡（专栏作家）
编辑：马小龙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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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选前市场的普遍预期，大选日后，白宫的权力未能如期启动交接，相应美国进入选后的“尾部风险”阶段，而且本次不确定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要超过2000年那次大选。
首先，特朗普不认输。截至目前拜登已获得选举人团的290张票（超过了总票数538的一半），已单方宣布胜选，美国主流媒体均公开承认拜登胜选的事实，共和党前总统小布什也公开发布声明称拜登已胜选，不少国家政要更是早早地就给拜登发去了贺电。
然而，特朗普虽只拿到214票，但他及其团队指控民主党有舞弊行为，现已在几个关键摇摆州提起了诉讼，共和党内的实权派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拒绝承认拜登胜选，还表示“特朗普总统百分之百有权调查有关违规行为的指控，权衡自己的合法选择”。
因此，上述分歧造成了本次美国大选的预测结果和法定确定未能实现同步，并由此引起外界对美国陷入宪政危机的担忧。
其次，本次大选法定结果的公布或被推迟至明年初。按照既定法定程序，本次大选拜登和特朗普最终的得票数需等到美国所有州的选举委员计票结果汇总，而因疫情因素影响，一些州的邮寄选票仍处于计票之中，最终结果需等到12月14日才能最终确定，即12月14日为选举人投票日，如果当天仍无法确定结果，那么就需要按照美国宪法进行特殊选举，即美国参众两院接手统计，并由新一届国会于1月6日宣布结果。
第三，民主党实现“蓝潮政治”的概率降低。实际上，除了总统之外，事关美国政局更为关键是美国参议院的选举（民主党已经铁定继续保持住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目前美国参议院的两党领袖均已获得连任，分别是共和党的麦康奈尔和民主党的舒默。但选前预期落差较大，民主党并未能如愿提前获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迄今只拿到48票，共和党则已拿到49票，因此剩下的三票就至关重要，尤其是明年1月5日才能出结果的佐治亚州的两票。但就目前的选情而言，民主党已经很难实现完全掌控白宫和参众两院的“蓝潮政局”（表1的情景1），不过由于参议院议长是由副总统担任（副总统不是参议员），那么即便本次参议院最终两党打成平手，没有多数党，但由于大概率哈里斯能以副总统身份获得参议院议长一职，相应拜登也能够获得“弱蓝潮”的优势，即表1的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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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点，本次大选后美国政局的最终结果最早也需等到1月6日方可明朗，在此之前，美国始终面临选后的“尾部风险”，尤其是总统选举结果迟迟不定，直接影响现任政府和继任政府之间的平稳过渡。
由于“尾部风险”的存在，使得金融市场很难完全将美国政府新旧政策的切换效应完全地提前反映出来，反而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避险情绪迟迟不能得到解除，预计此局面将持续至明年初。
美国经济政策重心进一步向财政政策倾斜
就目前的选情而言，拜登与哈里斯胜选已属大概率事件，而参照拜登竞选时提出的“拜登计划”，未来美国经济政策重心一定会向财政政策继续倾斜，实际倾斜的程度还取决于未来参众两院的合作机制以及两党的政治博弈，但可以肯定是伴随拜登计划的落地，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力度一定会大幅提高，尤其是因新冠疫情显露出来的美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
首先，增加投资。拜登力推建立现代与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并计划在其任期内的投资规模为2万亿美元，投资重点包括新能源汽车（提出美国汽车工业赢得21世纪）、零排放的公共交通设施、清洁电力（承诺电力部门于2035年实现零排放）、升级建筑物、新增住房建设、新能源技术创新、气候智能型农业、抵抗外部风险的基础设施（诸如运输基础设施、5G、市政交通网络、清洁饮用水等）。
其次，改善公共福利。“拜登计划”的国内政策重点一方面是在未来十年内投入1.3万亿美元，来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工会、改革破产制度、恢复全民医保体系、增加对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社会保障支出、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移民政策、强化各种族间平等等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全民公共福利水平，相应也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予以支持。
第三，结构性加税。拜登认为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实施的减税政策红利基本被富人拿走，针对“特朗普奖励财富”的不公，拜登主张“奖励工作的”结构性加税政策，即增加对高收入个人（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7%提高到39.6%；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纳税人征收资本利得税；限制高收入者的各种个人和企业税收优惠；对高工资人群征收社会保障税），增加大企业的税收（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1%提高到28%，对国内外收入设定最低企业税），同时扩大税收减免范围，支持国内制造业，并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税收减免。
仅仅综上三点，与特朗普“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不同，拜登的财政政策取向调整为“结构性减税+更大幅度扩支”，如果民主党实现“蓝潮”或者“弱蓝潮”，那么拜登的财税政策更容易实施，反之其政策在获得国会授权上存有难度，尤其是加税政策难度更大。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一方面美国财政扩张力度大幅增加是既定事实，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则受到税收政策不确定的影响，两者叠加的结果一定就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增幅必将跃升，相应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还将困扰市场情绪。
美国对外政策由当期利益转向长期利益
与特朗普力推的单边主义增加美国当期利益不同，拜登主张多边主义，恢复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进而增进美国的长期利益。对此，拜登在4月份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文章，该文的副标题为“于特朗普之后拯救美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拜登主张恢复和巩固美国与其盟友间之间的联盟关系，并强化美国盟主地位。包括强化美国与北约的军事联盟、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以及重新加入“伊核协议”，而且拜登对于目前美国对欧盟征收的关税政策一直保持缄默状态，并未强调政策的连续性。
其次，对中国方面，拜登在文中明确“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表示不会轻易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议。但与特朗普政府采取在多领域极限施压的策略不同，拜登更强调在技术创新和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等多领域的竞争优势争夺。
第三，对俄罗斯方面，拜登则直接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列入“敌人”范畴，不过他也强调“寻求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将此视为美俄间的战略稳定支柱。
第四，拜登主张“购买美国”来振兴美国制造业。拜登明确表示“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周将签署一系列行政措施，以确保联邦政府履行其使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美国产品和支持美国供应链的义务”。
综上四点，与特朗普注重任期内的当期利益不同，拜登主张恢复美国领导下多边体系，但其对欧洲及盟友、中国、俄罗斯等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势必还会带来一轮全球地缘政治的调整，只不过在全球疫情形势平稳之前，这些变化对于金融市场影响可能还属于慢变量，但影响力则是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