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alerie Jaffee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enses of Cinema（2004年7月）
记者：能先介绍一下你的新作《世界》吗？你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动机、想法和目标？（本文发表于2004年）
贾樟柯：我早就想拍这部电影了。大约是四年前，我有了写这个故事的想法。那时我刚刚完成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我开始构思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当时我还只拍了关于我的家乡山西的电影，而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近十年，所以我想拍一部反映我对北京城市生活的印象的电影。
《站台》
但后来电影的构思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你并不确定它发生在北京还是其他地方；重要的是它发生在一座古老的大城市里。这个城市有很多人工景观，来自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人，他们在电影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更具体地说，是关于在世界公园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每天在那里表演舞蹈的女孩，跳着西班牙舞和非洲舞之类的舞蹈，还有一些保安，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公园里工作。这两群人都生活在公园的封闭环境中。日复一日，他们要么在表演，要么在巡逻。
《世界》
此外，他们还会接待大量其他人群，包括来自其他地方的流动人口，例如，后者可能刚到城市，来找老乡帮忙找工作。这部电影聚焦于这些人如何形成一个社区。
记者：有媒体称《世界》是一部「歌舞片」。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贾樟柯：我认为这部电影有一些歌舞片的元素。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因为它并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多的载歌载舞的场景。但其中的歌舞场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角色的心理状态变化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密切相关。
《世界》
影片中的舞蹈非常像大杂烩，包括各种舞蹈，最突出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舞蹈。音乐大多是电子音乐。这部电影用了很多电子音乐，出自台湾音乐家林强之手。他还为侯孝贤的电影做过音乐并参演了一些作品。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电影都和表演有关：《站台》《小武》里的卡拉OK，《任逍遥》里的舞蹈。为什么你在所有的电影中都加入了这个元素？
贾樟柯：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自己的兴趣。早在初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我和舞蹈团一起到处演出。我对那种生活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的电影里总有一些歌舞。
《站台》
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多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作一场秀。我觉得很奇怪。经济发展得很好，不过到处都有这样的「秀」，有点像经济泡沫，填满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发现我无法摆脱那个话题。
记者：片名「世界」有什么含义？
贾樟柯：很多朋友都跟我开玩笑；他们说，这次你拍了《世界》，那下次你要拍《宇宙》吗？其实这个标题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有关。我的观点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世界」。
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生活，他们只能从亲身体验的角度来观察生活，以至于我们对生活的印象仅仅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印象，而我们对世界的印象只是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环境的印象。
《世界》
我曾经写道，我们所谓的世界其实只是世界的一个角落；人们生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办公室，可能就是整个世界。时间也是一样的。我认为某一天的时间和另一天的时间不一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句老话叫：「度日如年」。事实上，一天可能比一年长，或者一天实际上可能是一年。这些想法很有趣。
记者：影片的部分拍摄是在北京的世界公园里进行的。你对世界公园有什么看法？为什么选择在那里拍摄？
贾樟柯：我认为这些环境，这些人工景观，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世界公园的景观包括世界各地的名胜。它们不是真实的，但仍然可以满足人们对世界的渴望。它们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人们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他们想成为国际文化一部分的兴趣。
同时，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场景。深圳和北京的世界公园可能一模一样。每次我去一个公园拍摄，看到所有的游客在那里都兴高采烈，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悲伤的。我该怎么说呢？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所以，在电影中，很多动作都发生在凯旋门下，或是泰姬陵前，或是伦敦，或是曼哈顿。当然，所有这些景观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式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充斥着大众媒体的世界，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尽管如此，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些景观与电影中的情节密切相关。
还有一个原因是：影片中一位女演员在深圳的世界公园工作过几年，并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记者：剧本创作花了多长时间？
贾樟柯：一年。这个故事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酝酿四年了。我在非典（2003年春天）爆发期间开始写作，那时刚好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
记者：《世界》的发行计划是怎么样的？
贾樟柯：这将是我第一部可以在中国公映的电影。此前的三部都被禁止在公共场所放映。这是我的剧本第一次通过审查。我们可能将在一个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式，国内首映将会在今年十月，也就是中国的国庆节期间。
记者：这是你第一部所谓的「地上」电影。是什么让你决定改变工作方式，从地下电影转到地上电影的制作？
贾樟柯：我没有改变；是中国电影人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因为，从去年开始，一群年轻导演与电影局进行了大量的沟通；我们力争一个更自由、更放松的电影制作环境。今年他们又宣布了很多新政策。例如，在此之前，每个剧本都需要经过审查；现在他们只需要审批一个1500字的剧情简介（在你开始拍摄之前）。
以前，电影都是由广电总局审查的，但现在有六个不同的地方办事处有权审查电影。有很多这样的变化，这让我们渴望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最初我们这些所谓的独立导演，或者说地下导演，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限制，但现在看来我们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了，所以我愿意尝试一下。
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改变相当满意。与其他电影相比，我的创作过程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我的电影现在可以被中国观众看到了。
记者：在拍摄《世界》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部电影与你之前的电影的制作过程有什么不同？
贾樟柯：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压力大大减少了。因为之前,我们总是担心有些什么事会中断拍摄，有人会干扰我们，或者我们会被禁止继续拍摄，所以每次去某些地方拍摄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得不提心吊胆，尤其是当我们去往更有生活气息、更敏感的地方，比如公共空间、火车站、汽车站。但因为这是一部「地上」电影，制作过程中的那种压力就减少了。
现在我们也能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这意味着这部电影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也意味着我可以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下拍摄。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拍摄的时间。我早期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两到三周内拍完的，也就是21天左右。但这次我拍了8个星期，所以有很多时间来思考。
我的上一部电影《任逍遥》只拍了19天，因为当时资金非常紧张。但这一次，我拍了65天。当然，这并不是说更多的拍摄时间就一定能拍出更好的电影，但它确实给了我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种问题，所以制作水平肯定也提高一点。
记者：这次的制作团队和之前一样吗？
贾樟柯：核心成员没变。摄影师、录音师和制片人都是一样的。副导演是新的；我找了一些新的、年轻的导演担任副导演。
记者：你认为这部电影会增加你的国内受众吗？你认为这次转为「地上」的结果会怎么样？
贾樟柯：我希望能吸引许多观众，因为目前（在中国）看我的电影的唯一方式是DVD——盗版DVD。现在他们可以公开放映，人们可以在电影院看我的电影，如果观众能越来越多地在电影院看到我的电影，他们对盗版的依赖也可能会随之慢慢降低……
此前，人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观看盗版：我的电影不能无法公映，人们如果好奇就会去买盗版。现在，因为能在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是经过官员筛选的寥寥几部，这意味着中国观众想要看到大量电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只能通过盗版来满足这种渴望。因此，很难控制盗版问题。
《三峡好人》
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开放，电影院更加自由化，并且人们可以选择在电影院看任何他们想看的电影，这个问题可能会慢慢得到解决。我认为，到那时，一部分人将放弃盗版，这将解决中国电影的一些问题，因为盗版确实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我还认为，我的电影有多少观众并不重要；只要我的电影能在中国上映，它们就能有真正的市场，这对我个人来说将会非常重要，并允许我做各种其他的事情。例如，我可以支持其他的年轻导演。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是一个「被禁」的导演。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计划，由三个新导演来拍摄一系列的电影。我们打算今年开始，持续六个月。现在我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大约有十个人——导演、摄影师、美术指导、录音指导和一些处理业务的人。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很多事，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整个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