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内，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了反华的狂风暴雨，中美关系近乎“自由落体”式退步。特朗普政府几乎所有的对华政策都在向着中国的政策红线试探，其否定中国任何权利的倾向昭然若揭。而很不幸，美国精英对此毫无抵抗力，其反华情绪已经普遍在华盛顿乃至全美国蔓延，极少数知华派声音都较为微弱，友华人士则基本谨言慎行。拜登政府上台后，也没有改变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而特朗普吞下去的，拜登绝不会随意吐出来。
但是仔细看特朗普政府的所有指责，事实上普遍没有他们描述的那么严重。首先中国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源于美国主导的秩序，两者是同一秩序下不同生态位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冲突。其次，中国也没有试图去挑战美国霸权，中国很清楚自己至少目前没有能力，同时承担霸权带来的成本也令中国非常犹豫。在此，美国指责中国“窃取”技术、发展间谍、利用5G窃取情报等等活动，都极度缺乏依据，反倒是美国利用硬件窃取情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事实上说明，中国与美国在结构上不必有如此激烈的矛盾，但在美国精英的意识形态中有许多普遍性因素可以支持他们形成“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这背后，则是美国非常特殊的国家起源。
美国源于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那么如何在建立美国之后与原有的母体相互区别呢？如何在不断引入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的情况下保持美国的同质性呢？这成为美国立国时就必须考虑的一点。美国没有独特的历史可以自我构成国族，制造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就是美国粘合多样化的人口，并且区别于其欧洲文化母国的关键。这就是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最初源于17世纪初的清教徒移民。1630年“阿尔培拉”号抵达马塞诸塞海湾时，约翰·温斯洛普在布道中第一次提出了宗教范畴的美国例外论。他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清教徒认为自己负有特殊的精神和政治使命，是被上帝选中的社会和民族，在北美这个上帝为堕落的任性提供最后和最佳机会的新世界里，清教徒应该建造一个向欧洲所有国家提供样板的教堂和社会，他们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在还是新英格兰的美国早期历史中，美国形成了教会自治主义与代议制政府相互联系的神权-政治机制。
而在欧洲出现启蒙运动后，启蒙思想也被传播到了北美，北美社会也开始引入自然权利、民主理论来充实美国例外论的依据。由此，一种既得到上帝授权，又得到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悄然形成。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受欧洲历史阻碍，不背负阶级制度和遗产结构负担的新国家，这为建立一个理性基础之上的社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在18至19世纪，这种观念逐渐演变为，美国是全球民主斗士和政治价值的捍卫者。
因此，新生的美国可以通过神话与契合神话结构的民主制度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和再现，从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欧洲身份背景会影响自己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确实是意识形态立国的，并且美国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区别于欧洲的精神面貌。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有着比欧洲更为浓烈的宗教氛围，美国的教会影响力远比欧洲同行更为深入。也正是这种宗教与理性的独特混合，塑造了美国例外论除了建构自我外，还有另一面。
那就是对外扩张。美国例外论的想象中，美国作为一个新世界，是之前所有历史所趋向的目标，新世界也肩负着对全人类“走向文明、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历史”，也是新世界的“天顶命运”。在这一带有宗教色彩的进步主义观念引导下，美国对外扩张获得了正当化的论证，而美国的对外扩张也包含了再现这一观念的任务。美国人把对自身扩张的阻碍，看作对其自由不可容忍的攻击。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从东岸逐步扩展到西海岸，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被先后视为未开化的人或者自由的敌人，最终到1853年，美国通过“加滋登购买”完成了在北美大陆上的最后扩张（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外）。这种扩张的成功经验则进一步再现了美国例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共和主义的优越性。随后，1898年的美西战争进一步自我证明了美国的先进性，虽然西班牙当时已经是个没落的殖民帝国，但美国再一次击败了欧洲大国则让美国例外论获得了更坚实的土壤以及北美大陆之外的殖民地。 当然，美国也会选择性地忘却一些高度帝国主义式的政治手段，以支持这一价值的稳固。
当然，这种美国例外论价值的普遍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一直按照宗教精神指引的那样狂热扩张下去，其也可以推理出美国的另一种模式，即更多的时候试图“作为全球的榜样”去影响世界。也正是这种双重目标，美国例外论构成了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与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基础，也因此不容易被现实瓦解价值。另外，一些其他思想有时也会与例外论并行不悖，反而阻碍了美国的扩张，最典型的是种族主义间接鼓励了美国人独特身份的想象，但也阻碍了美国在19世纪初对加勒比海沿岸的扩张。不过有这样的价值观支撑，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扩张行为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让美国在权力达到极盛的时候很容易走入过度扩张的陷阱中。事实上即便是越战的惨痛经验，里根也将其解释为“自我强加的限制”而非政治上的彻底失败。同样的，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样后果不难预计的军事行动时，小布什同样使用了类似的话语进行战争动员，比如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入“邪恶轴心”行列，并发动战争对伊拉克进行入侵，结果导致了伊朗扩大影响力，美国陷入游击战漩涡，并导致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对美国的实力有显著减损。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确立，美国一方面沿着美国例外论的逻辑向全球输出民主价值观乃至民主政体，另一方面美国也吸纳了更多不同文明背景的移民，这些移民逐步改变了美国主流文化取向，并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而让美国人产生了对自身优越地位的怀疑。90年代亨廷顿就已经写出了《我们是谁？》，反思美国例外论的独特身份想象在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同样的，美国国内普遍、并且在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也会让美国例外论的优越性想象受到冲击。为此，美国会变得更加有进攻性，因为美国日益需要一个异质的他者来实现对美国社会的重新粘合，并且这个他者必须是可以证明美国“真的例外”。
美国例外论现在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美国的地缘环境实在过于安全。
美国国土南北并无强国，东西濒临大洋，这确保了任何外部敌人都不可能顺利实现对美国的入侵，因为补给线过于漫长。即便是第二次英美战争中，在面对羸弱的美国海军和陆军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有超过4万水手死于跨大西洋运输的补给线上，这是战场阵亡数字的20多倍。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之后，美国海军事实上就已经充分掌握了美国周边海域的制海权，在击溃了日本海军，而英国皇家海军自然衰弱后，美国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全球海权的控制权，现在任何对美国本土的军事入侵都只存在于美国人自己开发的游戏中。
因此在过去，美国选择的对象是欧洲，英国、德国、日本、苏联都先后成为美国概念里的“他者”，这些想象尚且有一些现实威胁的因素。然而现在在美国坐拥“单极时刻”，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安全还如此有保障，要寻找这样一个“他者”、一个合格的“敌人”并不容易，必须生造。不论是伊朗还是朝鲜，他们都不可能构成足够有说服力的敌对角色。因此，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不同于欧美的大国，就几乎注定成为美国要保护美国例外论必须对抗的对象，不管中俄是否真的有意图要取而代之。
不过俄罗斯并不在美国的经济体系范围内，因此美国政府，特别是建制派可以对俄罗斯肆无忌惮地攻击、指责、污名化，连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这样的消息都毫不犹豫地放出，这背后就是为了将俄罗斯塑造为美国“民主的敌人”，而不管俄罗斯是不是真的这么干过。而面对中国，建制派基于利益的深度捆绑只是含含糊糊地用了“战略竞争对手”这样的定位，只是特朗普这一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强调贸易保护的政治人物才放手恶化中美关系。他需要的是个可以粘合美国身份、维护美国例外论的对象，从他将“coronavirus”改成“China virus”的时候起，他就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路径，而且很显然从美国绝大部分政治精英的反应来看，他是对的。中国人对于美国指责的间谍活动、电信设备安全性等指责莫名其妙，这背后其实仍然是美国主动寻找对手的逻辑。
美国例外论是我们理解美国诸多行为的起点，而从逻辑上看，美国例外论在仍然构成“美国性”的基础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通过所谓“足够的沟通”去改变美国人的看法，至多只能合作管控。美国需要个敌人，并且这种敌人的身份会自我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对美国已不太可能抱有幻想，发展好自己，并运用更复杂的权力手段使美国无法发力，美国如果打不败自己生造出来的对手，美国例外论才会自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