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24年前的4月11日,世界上少了一个有趣的人。

曾有人评价道,王小波将会和鲁迅一样地影响几代人,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

23年过去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句“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而把“变得有趣”作为人生目标。

“王小波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我们靠他来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就让我们在今日,做一个有趣的人。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

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

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 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 从书店往家走,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 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

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给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

故事之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也不是完全没听说过王小波。

我从那以前的好几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也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

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的:“唔。”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

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

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最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

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

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 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 确实投机。

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餐,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最拿手的干烧鱼,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

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

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

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

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

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

他点头:“那当然。”

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命运的赐予,不就应该合掌感激吗?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但把《黄金时代》整本书细读了,也自己到书店买了能买到的王小波其他著作,那时候他陆续在某些报纸副刊上发表随笔,我遇上必读。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绿毛水怪》手稿

坦白地说,以后的阅读,再没有产生出头次立读《黄金时代》时那样的惊诧与钦佩。但我没有资格说“他最好的作品到头来还是《黄金时代》”,而且,我更没有什么资格要求他“越写越好”,他随便去写,我随便地读,各随其便,这是人与人之间能成为“谈伴”即朋友的最关键的条件。

我又打电话约王小波来喝酒,他又来了。我们仍旧有聊不尽的话题。

有一回,我觉得王小波的有趣,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谁说他是木讷的?口拙的?寡言的?语塞的?为什么在有些所谓的研讨会上,他会给一些人留下了那样的印象?我就不信换了另一种情境,他还会那样,人们还见不到他闪光的一面。

记得有次和小波对话就有好一阵在议论《中国可以说不》。

王小波对世界、对人类的认知,是与《说不》那本书宣示相拗的。

记得那次他在席间说——语速舒缓,绝无批判的声调,然而态度十分明确——“说不,这不好。 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 ”

引号里的是原话,当时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说,我记 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现在只能引其大意——他回顾了人类在几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文明碰撞”,表述出这样的思路: 到头来,还得坐下来谈,即使是战胜国接受战败国投降,再苛刻的条件里,也还是要包含着“不”以外的容忍与接纳,因此,人类应该聪明起来,提前在对抗里揉进对话与交涉,在冲突里预设让步与双存。

王小波喜欢有深度的交谈。所谓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长时间思考而始终不能释然的心结,陈述出来,听取谈伴那往往是“牛蹄子,两瓣子”的歧见怪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王小波夫人是性学专家,当时去英国做访问学者。

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银河一起从事过对中国当下同性恋现象的调查研究,而且还出版了专著。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被导演张元拍成电影以后,在阿根廷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张元执导的处女作《北京杂种》,我从编剧唐大年那里得到录像带,看了以后很兴奋,写了一篇《你只能面对》的评论,投给了《读书》杂志,当时《读书》由沈昌文主编,他把那篇文章作为头题刊出,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元对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东宫·西宫》以后,有一天就请我到他家去,给我放由胶片翻转的录像带看。那时候我已经联系上了王小波,见到王小波,自然要毫无保留地对《东宫·西宫》褒贬一番。

我问王小波自己是否有过同性恋经验?他说没有。

我就说,作家写作,当然可以写自己并无实践经验的生活,艺术想象与概念出发的区别,我以为在于“无痕”与“有痕”,可惜的是,《东宫·西宫》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为甜”的心理,用了一个“笨”办法,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电影语言,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与京剧《女起解》里苏三带枷趱行的镜头交叉重叠,这就“痕迹过明”了!其实这样的拍法可能张元的意志体现得更多,王小波却微笑着听取我的批评,不辩一词。

出演《东宫·西宫》男一号的演员是真的同性恋者,拍完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驻华使馆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哥德堡同居了,他有真实的生命体验,难怪表演得那么自然“无痕”。

王小波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是到头来他毅然辞去教职,选择了自由写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称为“业余作者”,不禁哑然失笑。

难道所有不在作家协会编制里的写作者就都该称为“业余作者”吗?

其实我见到王小波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他别的事基本上全不干,就是热衷于写作。他跟我说起正想进行跟《黄金时代》迥异的文本实验,讲了关于《红拂夜奔》和《万寿寺》的写作心得,听来似乎十分地“脱离现实”,但我理解,那其实是他心灵对现实的特殊解读。

他强调文学应该是有趣的,理性应该寓于漫不经心的“童言”里。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但靠写作生存,显然仍会拮据。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

但那竟是事实。李银河去英国后,王小波一个人独居。他去世那夜,有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大喊了一声。总之,当人们打开他的房门以后,发现他已经僵硬。

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他为什么生前被冷落的问责浪潮。

他不谦卑,也不谦虚,当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个内向的,平和的,对自己平等,对他人也平等的,灵魂丰富多彩的,特立独行的写作者。

王小波伟大(九丹、阿伯的文章里这样说)?是又一个鲁迅?其作品是“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确,我不是评论家,对此无法置喙。庆幸的是,当我想认识王小波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伟大”而且是“鲁迅”,倘若那时候有“不缺席的评论家”那样宣谕了,我是一定不会转着圈打听他的电话号码的。

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召唤: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作者丨刘心武

摘自【李银河】公众号

约稿函

稿人物

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