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部影片遭受质疑之后，张艺谋终于带着《一秒钟》回到了影迷的视野。他证明了自己依然认真地对待电影，并持续思考对他那代人很重要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关创作动力的来源，电影和时代的关系，张艺谋在《十三邀》中也有所谈及。今天的推文，来自《十三邀》书中许知远对张艺谋的人物侧写和他们的对话。
4 年时间，52 场对话，许知远用一档访谈节目——《十三邀》，在我们的时代里重建对话的精神。现在，这些对话将以四卷本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许知远为《十三邀》的 52 个嘉宾分别写了人物侧写，单读将陆续刊发许知远写的这些文字。
我不是一个才华型的导演，
我是一个用功型的导演
对谈：许知远、张艺谋
许知远：你对个人身份产生过哪些特别重要的困惑？现在还困惑吗？
张艺谋：我不困惑，我只是有很多次的庆幸。像我两个弟弟都是退休工人，我当年的伙伴也都退休了，而且就是普通工人退休。我本来也在工厂待了七年，家庭出身也不好，没有机遇。没有各种偶然性，就没有我。我常常倒回去想，当年如果不是这样子，不是那样子，我会做什么呢？我是谁呢？那就看我周围好了，我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的很多能力是后天激发出来的，被验证和锻炼出来的，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能力，但不会沾沾自喜，我永远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
许知远：拍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电影里打动每一代观众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可以抽象表达的话。
张艺谋：我觉得是情感。可能影评人愿意讲一些道理，但我认为对普通人来说是情感。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家国情怀，任何情，哪怕是思辨带来的情感波动，最终都是情感。
许知远：随着时代的不同，情感会发生变化吗？
张艺谋：当然，细节不同，但我觉得在大的方面，人类都是一样的。
许知远：对你来说，最容易击中你的情感是什么？
张艺谋：其实各种情感都行，我常常看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的。在生活中基本上没人见过我哭，我是个不爱哭的人，觉得在人前流眼泪是特别丢人的事。我父亲教给我的永远是要喜怒不形于色。但我常常一个人在黑暗中被感动得乱七八糟的，而且泪点比较低，音乐一起来就不行了。当然随着阅历增加，我又是干这行的，打动我的东西不多了，一般的小伎俩都能识破了。我老早就做准备，要开始了，要开始了，都有预设。但是出乎意料地，突然有一个瞬间戳动我，这种时刻特别可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许知远：从来没有过一丝的那种狂喜？甚至 1988 年，得这么大一个奖。
张艺谋：没有，从来没有。人面前当然表现得很高兴，也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咧着嘴笑，但实际上内心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不会因此就觉着自己是天之骄子，才华横溢。我的成长经历是这样子，它基本上决定了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子，但到了作品中，会成为逆向的表达。我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比我的同学们要极致一点；似乎也有一种焦虑感，因为我是全校年龄最大的，起步也很晚，急于表现出原创的精神，就怕没有时间了，会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作品就呈现出形式感的张扬。
(注：1988 年，张艺谋的《红高粱》摘得第 3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许知远：在这些形式组成要素里，你对什么最有天赋、最敏感？
张艺谋：世人认为我是对色彩，其实不一定。我现在都拍了这么多年了，快四十年了，要总结自己的强项，就是对造型有一定的悟性和敏感。进而我可以去做各类演出，剧场演出、室外演出，大到奥运会，小到《2047》这样的观念演出。因为做这些更需要有造型感。
许知远：这来自天分，还是大量的后天训练？
张艺谋：一半来自天分，一半来自后天训练。长期的训练，长期的经验，以及长期的追求——我是特别追求原创性的——最后激发你的潜能，激发你内心深处都不知道的那些东西。
许知远：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你的这么多经验突然变成一种新的创造力？
张艺谋：也不敢说，我觉得人的脑子还是要用，要逼自己。
许知远：但是逼自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每个人都充满了懈怠的欲望。
张艺谋：是很难，但你接了这个事，你必须逼自己，你懈怠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我老不睡觉，我老在这拼命想来想去。我没办法，担子在这压着，开什么玩笑，我能睡着觉？就说奥运会开幕式，我的天啊，中国人那时候的那心情，我敢弄砸了？我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又怎么可能满意得了，必须挺着。
许知远：你有那种超越时代的欲望吗？
张艺谋：没有。
许知远：你觉得中国导演这些代际的差异显著吗？
张艺谋：还是挺显著的，这是自然的。
许知远：你觉得你在其中的责任呢，或者说你对他们的影响？
张艺谋：可能是另一种影响，就是“我们得甩开张艺谋，张艺谋那套不行了”。
许知远：你应该成为一个镖靶，是吧。
张艺谋：如果是这样也很好啊。张艺谋这套过去了，我们俱往矣，前浪死在沙滩上——如果能叫前浪的话。你要能当前浪，你死在沙滩上那也好啊。
（上文节选自《十三邀：我们时代的头脑与心灵 （全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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