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嫁”出去的那一年，我的父亲结婚要用的新房子还没有起。这是一件怪事——
按照鲁西南旧时的风俗，如果当哥哥的还没成家，做妹妹的是不能出阁的。可是，虚岁只有二十三岁的二姑却嫁到了百里之外的济宁，这又是另外一桩怪事了。
八十年代末的农村，当父母的是没有一个愿意闺女远嫁的，大伙儿巴不得闺女可以嫁到隔壁村；如果隔壁村没有合适的，十里八村寻下来也总能找到互相瞧得上眼的。
可是，二姑却一个人跑到了遥远的济宁。
虽说她的婆家与娘家（也就是我们家）都属于鲁西南，可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坐客车都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这的的确确算得上远嫁了。
二姑为什么会远嫁，这是我打小就有的疑惑。
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父亲每次都是含含糊糊地应付过去，可后来我还是从隔壁李大娘那里问出了答案。
原来，当年还是大姑娘的二姑因为贪玩曾经和几个好姐妹一起去城里赶大会，可不知怎么的却在人群里被挤散了。
等到其他人在天合黑前都回到家时，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家家户户都吹了灯，二姑的身影还是没能出现在村头通往城里的路口。
爷爷央着村里人打着矿灯找了一宿，可二姑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鸡都打鸣了她还是没能回家来。
找了个把月，爷爷就彻底死心了。那年头，谁家少了个大闺女不是什么稀罕事，她们多数是被人贩子给拐跑了——八十年代末，人贩子拐人的目的不是想要摘肝摘肺，只是为了卖给那些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
第二年的大年初二，二姑回来了。准确地说，是二姑一家子回来了。
一个陌生的男人，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卷发，开着冒着浓烟的拖拉机，脚旁边堆着几个鼓鼓的红包袱，这是他作为新客看老丈人来了。
说实话，看到这样一位比自家闺女大七八岁的姑爷，爷爷心里是有些不满意的。可不满意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的二姑已经挺起大肚子来了。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爷爷终究还是点头同意了二姑的这门亲事。关于爷爷为什么会点头，李大娘似乎有着自己的“独家秘闻”。
“恁那个二姑夫嘴巴甜得很，寻常人家喊老丈人都是‘大爷’或者‘大叔’，他可好，一口一个‘爹’！”
爷爷当年是被二姑夫的甜言蜜语给冲昏脑子了吗？我不知道；当年二姑夫送来的那几个红包袱，爷爷有没有接纳？我也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是（听邻居乔奶奶讲的），在二姑回婆家前，爷爷拉着她的手含着泪说了这样一句话：“闺女，你就认命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二姑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这好像就是她的命了。一九六七年出生的她，似乎一直背负着“属羊大都苦命”的诅咒。
从小到大，我去二姑家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
我这人记事比较晚，那些躺在母亲怀里去她们家的日子，我自然是早就记不得了。可我至今都忘不掉初三的那个暑假，那一年，我独自踏上北上的客车去看望百里之外的二姑。
过去，农家的孩子没有什么毕业旅行，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毕业旅行。可在考上县重点高中的那年暑假，父母竟然准许我一个人去济宁了。
我和父亲在105国道旁候车，遥遥地看到挂有“济宁”红牌子的客车路过，父亲就冲着车头使劲地甩胳膊。
客车喘着粗气刹了下来，父亲向平头司机嘱托了两句，然后满脸褶子地堆着笑敬上了一支哈德门香烟，这才把我推上了车子。
沿着国道一路向北，穿过“大蒜之乡”金乡，二姑的家就越来越近了。
那时，我无暇欣赏路边徐徐退后的风景，因为我的心里一直都默念着父亲在我临行前的那句叮嘱，“过了龙龚桥你就下车，沿着河堤走，就能到恁二姑的村子南头。”
在忐忑不安中，我终于寻到了二姑家所在的村子。当我背着书包出现时，二姑已经满怀担忧之色地在村口荷花池旁等待了。
“刚才恁妈还在打电话问我呢，她生怕俺乖摸不到地方。”这是二姑接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
“俺乖”是济宁一带的方言，我估摸着这应该相当于单县人嘴里常说的“俺小儿”的意思。
等到了二姑家，不仅母亲悬着的心落了地，我自己一路吊着的心也重新安稳了下来。人生的第一次出门探亲竟然是如此得心慌，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也忒没出息了。
百里的旅程，我的脑海里除了记下了一个颇有趣味的地名——“鸡黍集”之外，似乎真的就空空如也了。
当看到“鸡黍”这两个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课本上大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这首诗。巧合的是，那天二姑夫招待我的正是“鸡黍之膳”，那是从外面饭店叫来的一大盆宫保鸡丁，里面还放着不少酸甜的青色提子。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菜，在二姑家我也算是“开了洋荤”了。
说实话，在二姑家度过的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比较长见识的几天。
在她们家门口水泥硬化的道路上，我不仅看到了走街串巷卖豆浆的小贩，也看到了不远处时常会缓缓驶过的拉煤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哐当哐当行驶的火车，虽然车厢里装的是黑黢黢的煤渣，可这依然极大地满足了当年我对火车的种种幻想。
除了陪我一起看火车，二姑还带我去济宁的小北湖看景。可惜，当我们到达小北湖时，里面已经是一片狼藉了，地面上除了坑坑洼洼的土坑，就剩下几栋没什么看头的描着彩绘的古建筑了。
“俺乖，你来的不是时候，这里可能要建机场了......”二姑似乎觉察到了我眼神里的失望。
其实，那时的我并没有什么失望，我唯一落寞的是，当年父亲口中堪比杭州西湖的小北湖，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回去后，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向父亲描绘眼前的此番景象了。
和二姑相处的日子久了，我才发现二姑竟然是一个那么能说话的人，从早到晚，她的嘴巴似乎没有歇过片刻。
那时候，二姑家的条件还算不赖了，不仅有好几间瓦房，而且楼顶上还种满了红红绿绿的朝天椒，看来二姑也是一个手脚勤快的人。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二姑的小女儿阿蕊似乎有点儿不太机灵。阿蕊小我八岁，人长得白白嫩嫩的，和二姑那焦黄的皮肤相差很大，唯一和二姑相似的地方就是那总也抹不平的抬头纹了。
除了那满额头和她年龄不相符的抬头纹外，阿蕊的左眼似乎还有点儿斗鸡眼。
对于这一病症，二姑坚称这是二姑夫一直让阿蕊斜着眼看电视落下的毛病。不管二姑夫承不承认，也不管看了多少赤脚医生，可阿蕊的斗鸡眼依然存在着，这多多少少让原本就不怎么聪明的她显得更加傻里傻气了。
在二姑家，我和阿蕊相处得还算愉快。我这人生性是个孩子王，那几天阿蕊像极了我的小尾巴——
我去村南头看荷花，她笑呵呵地陪着我；我要去村北头看火车，她也早已坐在自行车后座子上候着了；甚至我围在别人家煤炉子旁看人家生火烧水，她也在一旁屏着呼吸摸着衣角观察着。
临回家前，二姑带着我去集市上买了一身新衣裳。那时，我已经比她高出一头了。“俺乖都恁大了，还得长个哩！”这是她边帮我整理衣服边满脸笑意讲出来的话。
那时我就发现，仰着脸盯着我看的二姑，额头上的抬头纹显得更多更深了。
那天我似乎在集市上碰到了二姑的许多旧相识。每逢看到有人投来好奇的眼光，二姑都会主动迎上去，“这是俺侄儿，他来看俺了。”
二姑的旧相识们微笑着朝我点头，我也只好窘迫地向他们回应。那时我感觉自己像极了一个被游街的囚犯，浑身都觉得不自在，可二姑却整日挂着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终于在二姑家门口停了下来。那时恰巧有一位老爷子拄着拐棍路过，“大爷爷，这是俺侄儿，要不您给起一卦？”
老爷子停下来脚步，他那浑浊的眼睛瞅了我片刻，然后嘟嘟囔囔说了句，“天圆地方，以后定能飞黄腾达。”
二姑听了更开心了。
二姑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迷信的？我不知道。也许，自打她嫁到济宁的那天起，她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了。
二姑相信命，也时时刻刻想着法子向神明祷告可以改一改自己“属羊的苦命”。
她的脖子上长年挂着一个铜铸的观音吊坠，那是她攒了不少梅花图案的五毛硬币后，央着倒铝盆的师傅给浇铸出来的。
在我的印象里，二姑似乎一直都是神神叨叨的。我的爷爷去世那年，她的小女儿阿蕊正好刚满月。阿蕊来我家时，一直哭闹个不停，连喝奶都一直往外吐。
父亲说这是孩子晕车了，而二姑却坚称这是被“姥爷摸着了”。也不知道二姑是怎么想的，她非得去村南的河堤上折来一根桃树枝，然后用菜刀笨拙地削出了一把桃木剑。
二姑将那把带着毛刺的桃木剑放在了阿蕊的襁褓里后，阿蕊这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连原先止不住地吐奶病症也好像缓轻了不少。
这一切似乎都应验着二姑之前的猜测，也逐渐验证着“世间有鬼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的论断。
我不知道当年济宁的那个老爷子有没有给二姑起过卦，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村子里的黄半仙一样，净是捡别人喜欢听的话讲。可他十几年前关于我“定能飞黄腾达”的预言似乎并没有实现。
可二姑脖子上那一尊观音吊坠，似乎从来就没有摘下来过，尽管上面隐隐约约有些铜锈了，可依然雷打不动地贴在二姑那略显焦黄的脖颈上。
前几天听父亲讲，二姑的大闺女（我的姐姐）正在闹离婚，而小闺女早已经在家里呆了好几年，眼看着也要找婆家了。
而二姑呢？整日整夜在家里哭——她是在哭自己的命数生来如此，还是在哭自己改命失败了呢？
我又说不上来了。
但愿神明能够听见我的祈祷，让世间饱受“属羊大多苦命”诅咒的人可以遂意地过完此生。可大地之上一片苍茫，又有谁真正看到过神明的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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