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昨天有位来自内蒙古地区的当事人跟我谈某重大案件时的聊天原话，我跟她确认过，事实确实如此。不准请北京律师，请了也劝说解聘。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毛立新律师看到此的评论是： “我们北京律师是国民党反动派吗？ ”只知道地方公检法忌惮北京律师，但没想到视为洪水猛兽，已至如斯。
最先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51万律师，而北京律师有三万之多，除去广东省，北京最多。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知名律师事务所把总部都设在北京，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律师顺理成章。像盈科、京师、大成这种全国联盟所，动辄上千名律师在北京。万人律师占比数北京也是最多的。律师多，知名律师当然就多，我所知道的知名刑辩律师，基本都在北京。
2019年 统计 数据
北京刑辩律师的敢言敢辩，是出了名的，而且执业环境相对宽松。有人拿最近的周律师停业事件说，司法局不是挺苛刻的吗？那是没有比较，换在其他地方，可能早就吊证了。总体上说，北京的司法局虽然有投诉必处理，但绝大多数不予处罚，处罚的话尺度也不会太狠。除了年检，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感受不到司法局的存在。
就拿涉黑案件的辩护而言，规定是要备案，但北京基本上是采取自觉模式，而且对辩护意见不加干预，所以北京律师敢做无罪辩护。很多地方涉黑案件强制备案不算，司法局甚至给辩护律师开会，要求“讲政治”，不得做无罪辩护。北京不存在这样的顾虑，若司法局要干涉辩护意见，估计沸反盈天了。所以，某些地方司法局召集涉黑案辩护律师开会，是不敢通知北京律师的，怕踢到铁板。
涉黑案件审理过程中，各地司法局通常都会派人旁听。我见过很多地方律师，忌于司法局有人旁听，不敢说不敢辩。有的律师本想提排非申请，因为司法局找她谈话，也劝退了。湖南株洲某律师甚至收到了司法局的内部警告，若再在法庭上积极辩护，就审查其办过的所有案件。但北京司法局很少派人旁听，因为北京律师在各地开庭的涉黑案件太多，都去旁听根本不现实。所以我代理的涉黑案至今只有两个案件见到有北京司法局的派人旁听，而且听个半天就走了，根本不干涉律师辩护，甚至私下为我们鼓劲，因为去旁听人的也是北京执业律师兼任的。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依证据和事实辩护，并不会违法违规。
去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我在甘肃参加了中央扫黑办督办的某个案件庭审，作为第一被告辩护人，同庭的还有三位北京律师。北京律师准备充分，策略得当，积极主动，敢言敢辩，而且互相支援，带动了整个庭审的氛围，导致原计划十天的庭，硬是被我们开成了二十多天。甚至有法院工作人员私下跟我要联系方式，说亲属有重大案件的话以后找我。本地律师也说他们在这次庭审中学到很多。我的团队在新疆开了一次庭，新疆很多案件当事人辗转打听到我们，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可以代理他们当地的案件。
这也是北京律师被地方公检法区别对待的原因。地方律师不敢提的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管辖异议、证人作证，北京律师敢提，地方律师不敢做的无罪辩护，北京律师敢，地方律师不敢对抗地方公检法的，北京律师敢。地方律师担心得罪公检法司，以后执业受限，北京律师敢。地方律师没有影响力，北京律师有，甚至有的还自带流量，自媒体能影响舆论。于是，北京律师被当作了另类，贴了标签。有的地方，案件当事人对北京律师有多爱，地方公检法就有多恨。歧视，未必是贬义词，在英文中的原义就是区别对待。
当然，一些比较讲法治的地方，公检法尤其是法院，对北京律师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给与北京律师比较宽松的程序异议空间和辩护环境，甚至有时会给与特别的关照，原本不开庭的案件也会安排开庭，即使不开庭也慎重地专门听取意见，这些善意都能感受到。我有很多案件的来源，竟然某个地方不具名的法官或检察官介绍的，可能是我在那里开了一次庭。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默默地推荐了我。后来，我遇到比较欣赏的法官检察官，总是开玩笑地跟他们说，什么时候辞职出来，到北京做律师啊？因为我感觉到他们内心有跟我一样坚守的正义底线。
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情况，绝非个例，只是有的地方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地讲出来。内蒙古对北京律师心有余悸，是有渊源的，多少程序违法的事情，多少有违法治的案件，被北京律师撞破、声张、翻盘，又有多少办案人员吃过北京律师较真的苦头？我虽然没有代理过内蒙古的案件，但我理解那种抗拒、抵触、排斥。在他们看来，北京律师就是添乱的、找茬的，来给他们难堪的，都是不服从的刺头，哪有地方律师顺从听话？找北京律师，当然就是与组织对抗了。
张军在司法部长任上，曾经说过律师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朋友。我觉得，真正把律师当朋友的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少数，他们是真正理解法治精神的法律人，懂得虚心提取辩护律师意见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冤错案，而不是一味在自己的逻辑里排斥不同的声音。害怕律师，尤其害怕北京律师，乃至把北京律师视为洪水猛兽，才会有文章开头的那种说辞，他们其实是叶公好龙，口头喜欢法治，内心害怕法治的到来。因为法治不仅要老百姓守法，更强调办案机关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