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电影行业的新节点。疫情带来的行业创伤和随之而来的秩序重组，构成当下，也是电影未来的起点。《时尚芭莎》电影组和6位青年导演聊了他们的处境、创作，以及所面对的新秩序。他们是科班出身或非科班出身，是纪录片、剧情片和作者电影的创作者。这是当下电影环境里仍有多元作品诞生的佐证，在行业面对这些新导演的时候，他们的电影观念、创作母题和成长路径同样构成新鲜血液和电影工业体系之间的呼应。年轻的导演、新作品，这是电影未来可能性中的一种。”
左起：
捻丝大衣、银丝衬衣、条纹西装长裤 均为 Emporio Armani
皮质踝靴 Dior
翻领西装外套、阔腿西装长裤 JW Anderson
绑带高跟鞋 Givenchy
双翻领西装外套、西装长裤、金属头皮靴 均为 Givenchy
拉链衬衣 dunhill
斜纹翻折式Trench风衣、直筒长裤、方头皮鞋 均为 Burberry
压纹皮质夹克、褶皱长裤 Giorgio Armani
皮质高跟踝靴 Giuseppe Zanotti
银丝西装外套、银丝衬衣、银丝西装长裤 均为 Emporio Armani
皮质踝靴 BOSS
王磊：时代下的蛋
在《京华时报》做摄影记者和小时候在铁西区的成长经历，对王磊创作上的影响很大：这两件事都让他看到很多现实和生活交织产生的变化。
王磊上过三次大学。2002年，王磊从沈阳考到北京，他在第一所大学里学国际市场营销，觉得将来可以做生意，结果专业课学会计，天天算账，念了半年，退学了，回老家组乐队。第二年，他在第二所大学里学计算机应用与维护，觉得以后当个黑客挺酷的，结果专业课学电路原理，又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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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洞牛仔长裤 Gucci
厚底皮鞋 Valentino
第三年，乐队开始挣钱了。王磊留个长发戴个耳环到处演出，一个月挣过4000块。本来也就这样了，家里人也放弃他了。第一个冲击是挣钱之后乐队的人心不齐了；第二个冲击是他认识了大学毕业生，发现了没文化和有文化之间的差距。
2004年，他第三所大学考到了大连医科大学，学新闻摄影。这是家里人最反对的专业，最费钱。王磊20多岁的时候很怪家里人，自己小时候音乐、绘画、射击都有天赋，但大人唯一评价孩子的标准是考试分数。上了初中，爷爷给他买了个VCD，他爱电影，但不敢想，电影这个词从嘴里说出来都很奇怪。
16年之后想起这事，王磊觉得学摄影可能是潜意识里认为这跟电影多少靠近点。王磊这时已经拍出了自己的电影。小时候的事他也早想通了，不是家长的问题，是时代造成的。第一次考大学专业就是他自己选的，挺实惠。
双排后立领大衣、皮革长裤 Given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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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83年生人，父母、祖父母都是工人，住在沈阳市铁西区。那个年代，沈阳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共和国之子，工人社会地位高，人人洋溢着自豪和优越感。
小时候的记忆挺美好，爷爷骑自行车带王磊去公共澡堂洗澡，冬天下着雪，自行车骑得很慢，路边的烟囱喷着不同颜色的烟。每个街道的气味也不一样，啤酒厂周围是酒糟味，冶炼厂旁边有刺鼻的酸味。工人从铸造车间和翻砂车间下班进澡堂，个个脸白身上黑。王磊在水池里学憋气，把罐头瓶子灌满水收集纯净的屁。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的王磊）
家里的衰落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开始的。工厂停工，烟囱一个个拆掉，原来一下班，工人呼啦啦涌出大门，饭盒拿网兜拎着，要不就别在自行车后座上，勺子、筷子在里头咣啷咣啷响。后来响声消失了，也没人再管去厂房捡边角料的孩子。家里逢年过节分到的刀鱼和香肠慢慢分不到了，下岗之后，王磊的爸爸去卖烤串，姑姑、姑父背着泡沫箱去楼道里卖雪糕、卖包子。
2020年，王磊的第一部长片在平遥国际影展上拿了“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他的第一部长片是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飞机下的蛋》，故事发生地的村子上空都是航线，蛋和生命关联。后来改叫《我们四重奏》。
(纪录片《我们四重奏》官方海报)
拍出长片之后，他履历上比较为人所知的两个经历分别是《京华时报》的摄影记者和在万达集团负责企业宣传。前一份工作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对他创作上的影响很大，这两件事都让他看到很多现实和生活交织产生的变化。他的片子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关注小人物的生活。
（《京华时报》任摄影记者时期的王磊）
王磊真正进电影学院进修导演是35岁的事情了，他很早就想做影像。2006年工厂迁出铁西区，他集中去拍摄了最后的车间；也是那一年，他就开始尝试在照片里加入声音和音乐做成短片。在万达的时候他也没停止创作，自己拍短片，也给平台拍内容。
事情起变化的时候是2017年8月。他去给腾讯拍了一个5分钟的专题短片，讲城市变革的。拍的是北京郊外一个打工者的聚居地，村子在朝阳东边离通州很近。除了普通打工者，艺术家、白领也住这里，异乡人给村子带来了文化繁荣。王磊眼里，这里是乌托邦式的：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久违的邻里亲切感和小时候的一样，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一起聊天儿吃饭，大城市的中心区域这种东西挺稀缺。他还看到了自己刚来北京时面对的一切。
他有兴趣，对影像的创作热情也需要有寄托，素材越拍越多。他说自己拍东西可以不为任何目的。“拍就行，不用跟别人分享就很快乐。”他的拍摄团队加上自己一共三个人，前期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我们四重奏》剧照）
在故事里，王磊找到4条线索：工人文化团成员、一对准备结婚的情侣、卖二手衣服的青年、要解决读书问题的小女孩。4组人选对应梦想、爱情、家庭、下一代教育。“对于怀揣梦想来大城市的人，这是青年最直观的4个人生阶段，以及我们要关注的方向。”
从兴趣到真正有了点眉目，是在那一年的年底。王磊去广州纪录片节“提案”，他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做纪录片的都这么走的，他想去看看。那时素材拍了快半年，他只知道至少是个半小时的短片。结果王磊包揽了那一届的4个奖。
(2017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上的王磊)
没觉得自己一下成导演了，拿奖也没什么——30岁之前，该拿的奖他都拿过。他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拿过荷赛（WPP）多媒体短片奖——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里最具权威性的大奖，连续六年都是尼康世界摄影大赛的国际评委。“提案”回来，比较重要的是他对做长片有了点信心。
（王磊 第54届荷赛流媒体金眼奖获奖作品《A man in the forest》）
第二年年初又发生一件事情，这支片子要和公司签约，王磊找万达影视的朋友帮忙看合同，聊了聊。过了一星期，朋友说，你跟我们签吧——王磊的片子入选了万达菁英电影人计划，片子后期有资本进来了。
王磊的想法是4组人物都能独立成一个长片的时候才结束拍摄。到2019年，片子有三年跨度拍了161天，600个小时的素材。他最喜欢的导演是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爱情是狗娘》《21课》《通天塔》都是多线叙事，《我们四重奏》也是这个方式。王磊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尽量多拍，后来素材的耗费比是400﹕1。后期特别痛苦。素材4个人看了5个月，先把内容整理成文字，做成表格打印在A4纸上，一套素材2000页，正反面打印。
（《我们四重奏》 原《飞机下的蛋》海报）
快两年时间，片子剪了12版。拍了一年多的时候开始做，同步拍摄、调整。王磊租了一个工作室，几个人一起整理素材，“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天天觉得不可能完成”，每次打开电脑之前王磊得先上好厕所、沏好茶、洗手洗脸，酝酿很长时间才能打开文件夹。
（《我们四重奏》剧照）
片子出来，反馈很好，平遥的奖非常重要。“让我以前朦胧的认知有了肯定的答案，以前不知道自己认为的好，是不是观众认为的好。这次得到了印证。”他觉得节展、导演扶持计划，对导演意味着黑暗中的明灯，有指引的方向，人至少不孤独。做《我们四重奏》时，他最大的阻碍就是孤独。“不是没有朋友，是没人理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没有人真的跟你探讨这个事。”
（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的王磊）
“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个导演。”王磊这么说。他现在的身份不局限在纪录片作者，不局限在导演，他还在万达上班，挺本分的。拍摄这天是从单位过来的，西装很修身，手上挂着一串珠子。他说换在以前，自己一定会回家换身看起来就像个艺术家的衣服。他现在觉得外表不太重要，拍电影和上班也不冲突。这份工作让他在北京立足，片子出来他收到很多邀请，都没答应，觉得不能过河拆桥，“虽然我对单位贡献也不是那么大”。
现在做的事，内心来讲就叫作影像艺术家。“我现在初衷和2006年想做的东西没有发生变化，就讲故事，载体不一样了。”现在他新写了两个剧情片剧本，想模糊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下一部片子肯定是演绎的，但你很难判断它是不是记录。”
他感觉现在的电影环境对青年导演友好、开放，各大平台大数量级的IP、原创内容出现，都是新人导演制作的。观众也会为这样的片子去买单。王磊还有个个人判断，高中低三个层级的影视公司，中间档会越来越少，超大制作和超低成本两极分化——“超大制作被大导演占据，片子的量可能只占10%，中国未来的电影市场，90%是新人导演创作的低成本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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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他觉得非常好的现象是观众的变化：不再迷信大导演、媒体报道和明星，有自己的判断，愿意关注故事本身，愿意付费观看多元化影像。从只看商业大片，到纪录片也走入院线，包括短片的合集，比如《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祖国》。“会有更多细分市场，让新导演做低成本的艺术表达，也能支持更多元化的影像。”
监制/张婧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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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作者/徐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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