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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篇文章本来在月初已经写完，由于当时马上发生了川普煽动支持者占领国会、互联网巨头对川普封号、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等事件，一直在和大家及时跟进分析这些事件，到今天才将这篇文章发出来。
文章谈到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关系重大，大家一定要认真把文章看完。这篇文章大家如果与我前段时间的文章结合起来看，就能有更宏观的视角。
1 打破刚性兑付
我们国家宏观文件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推敲的，每一种提法都有它的深意，这些文字与新提法如果不具备丰富的宏观经济学知识是很难吃透它真正含义的。
比如，近几年我们屡屡见到这样的描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段描述就一直让我很困惑。
过去，我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这是要管住政府那只总爱干预经济的手，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
但是说实话，政府权力的具体边界到底在哪里，我的脑袋里是一个糊涂账。
比如，如果真的是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那么理论上政府应该退出资源配置的领域，为什么又提出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呢？
这种“既要……又要”的描述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表述。
2020年金融领域发生的几件标志性事件才让我慢慢明白过来，以上的表述内涵丰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指向某个特定的领域——金融领域。
把上述描述套在金融领域就是这样的阐述——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
这段描述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国家已经下定决心要在金融领域打破任何形式的刚性兑付！
为什么？
大家不要急，先看看最近金融市场发生的几件标志性事件。
2信托与债券
湖南有一家国企所属的财务公司——高速集团财务公司，买了安信信托的产品，爆雷了！涉及信托资金4亿元。
湖南高速集团财务公司与安信信托虽然在《信托合同》中没有直接约定保本保收益的条款，但在《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是保本保收益的约定，属于刚性兑付的约定。
2020年1月，湖南高速将安信信托告上法庭。8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信信托向原告湖南高速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本金4亿元及信托资金及收益（收益按年利率 7.5%支付）、违约金（按年利率 10%，限定总额不超过1.25亿）、代理律师费98万元、律师咨询费60万元、差旅费9万元。
此后安信信托提起上诉。湖南高院二审认为湖南高速与安信信托这一系列操作是保证本金收益不受损失的行为，属于违规刚性兑付行为，故二审法院认为应认定双方签订涉案转让协议系违规刚性兑付行为。
最后湖南高院判决湖南高速败诉，安信信托不直接刚兑，而湖南高速不但无法收回投资，还得交500多万的费用。
大家知道这个判决意味着什么？
这是信托产业首个因法院认定“刚性兑付”承诺无效而胜诉的案件，具有标志性意义！
特别是这是在湖南长沙中级法院判决湖南高速胜诉的情况下，湖南高院推翻了了长沙中级法院的判决。
湖南省高院判决湖南省属国企败诉！这个结果本身就非常值得品味了。
其实在湖南高速与安信信托事件之前，在金融市场上还有一个让债券市场巨震的事件就是永煤债券违约事件。这个事件影响很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百度一下来龙去脉。
一个是在信托领域，一个是在债券领域，连续出现打破刚性兑付的标志性事件，这一切绝不是偶然！
打破刚性兑付——好吧，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喊了这么多年，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
3资源错配
2020年可能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在某些领域的投资一定会有国家兜底将逐渐破灭。
现在问题来了，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刚性兑付这个中国投资者的信仰？
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存在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社会总体融资规模年年扩大，今年我国GDP大概是100万亿多一点，但是社融规模超过270万亿，也就是说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270%，这个数据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偏高的。
另一方面，在吸纳就业方面扮演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却年年喊融资难，融资贵。
为啥央行放了这么多钱，中小企业也拿不到钱？
原因很简单，钱都被大型企业、被国企、被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拿走了。
那么，为什么资金愿意流向大型企业、国企以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呢？
因为我国投资者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在某些领域的投资即使出点什么问题，国家最后是会兜底的！
包括——
投资者相信地方政府城投平台是金身不破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兜底的；
投资者相信央企是金身不破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兜底的；
投资者相信国企是金身不破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兜底的；
投资者甚至相信一个企业只要做到足够大的规模，即使是一个民企也是大而不倒金身不破的，国家最后一定会兜底的（因为国家担心出现群体性事件）；
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上述领域出点啥事国家最后都出手相助，让投资者都有机会出逃（至少是拿回本金），这些案例越发坚定了市场的信仰——在某些领域投资就能实现刚性兑付！
因为有这个信仰，导致经济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金融机构就一方面对中小企业限贷惜贷，另一方面则把大量资金投给央企、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大型民企等，造成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
所以，如果不打破刚性兑付，中国金融领域错配的现象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严重的时候不但会扭曲金融资源的定价，甚至导致宏观货币政策（降准降息）失灵。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现在我国宏观杠杆率这么高，潜在风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金融资源的错配让管理层对于降杠杆颇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
不降杠杆金融风险很大，降杠杆中小企业更是要“渴死”，如果中小企业因为降杠杆大规模倒闭，那么就业就要出大问题。
现在大家明白管理层为啥要痛下决心打破金融领域刚性兑付的问题。
4大势所趋
2018年国家出台资管新规规定，所有保本型理财产品都将退出市场，也就是说即使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也将被打破。
201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2条规定：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
换句话说，即使金融机构为了避开监管偷偷给投资者单独签订一份承诺保本保收益的协议，在法律层面其实就是一个无效协议。
过去因为中国社融规模过于庞大，贸然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容易引发不可控的金融风险，所以，管理层在出台一系列打破刚性兑付的文件之后并没有强制性的立即推行，甚至影响巨大的银行资管新规也延期到2021年年底落地。
但以上措施不过是管理层希望打破刚性兑付实现软着陆，打破刚性兑付已经是大势所趋，软着陆终究还是要着陆的！
5规则改变
最近发生的安信信托事件、永煤债券违约事件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信号，只不过债券市场与信托市场主要面对的是机构投资者，普通老百姓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最熟悉的就是银行理财产品。
（来源：中国政府网）
这是刚刚出台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这个文件一方面规范了理财产品的销售管理——以后理财产品只能是商业银行才能销售，其他机构（包括互联网企业）不得销售任何理财产品。
另一方面，在第二十五条第9款明确规定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及其销售人员从事理财产品销售业务活动，不得“为理财产品提供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担保，包括部分或全部承诺本金或收益保障；”
现在大家理解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吗？
就是国家对任何组织发行的金融产品不再兜底！
所以，我推测在信托、债券金融市场先后出现标志性打破刚性兑付事件之后，未来庞大的银行理财产品领域也会发生标志性打破刚性兑付事件！
用句大白话描述就是，未来可能出现某款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不但最后收益拿不到，而且本金也出现亏损！
未来对于老百姓而言，如果你不想承担风险，那么就只能老老实实把钱存进银行获取相应的利息，如果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益，就一定会承担相应的风险！
所以，只要承诺稳赚不赔，不管这个机构来头有多大，不管它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它们所做的承诺统统都是无效承诺。
真要出现不能兑付的情况，即使你拿出你们私下签订的保本保收益的协议，也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打破刚性兑付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游戏规则出现了重大改变，这种游戏规则改变将给金融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一定有无数人为此买单，为此痛彻心扉。
所以，希望看到本文的每一位读者一定要了解这个金融领域的转型趋势，不要奢望未来还有本金安全无风险并且可以获得较好收益的投资产品与投资市场。
未来你有风险承担能力可以去投资各种金融产品；没有，就老老实实把钱存在银行里。
6写在最后
写在文章的后面。
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慢慢吃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含义。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完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效率优先的社会。
但是单纯追求效率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最近几十年全世界都出现贫富分化加大的趋势。中国市场经济搞了近三十年，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欧美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市场经济前面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帽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戴上这个帽子的目的就是管理层试图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
在大多数领域，我们与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差不多，该追求效率的时候就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包括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要培养老百姓投资的风险意识，让我国金融资源更能优化配置发挥更高的效率。
毕竟保持经济增长，做大经济增量蛋糕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少数领域，比如扶贫、乡村振兴、三农问题等等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不是效率优先，就不是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通过转移支付，通过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来解决传统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问题。
这就是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丰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