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吴阳煜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比较悲催的一年。这个唯一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在特朗普政府搅起的战略竞争漩涡中，外交上似乎完全迷失了方向。
进入21世纪后，东亚逐渐形成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所以，不少国家都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即便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也都基本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但澳大利亚从“平衡木”上跌了下来，而且摔得还不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主动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在新冠病毒调查、围剿中国高科技企业、限制中国投资等多个领域，都争当排头兵。
2020年，中澳关系几乎跌入两国建交以来的谷底。外交关系的恶化，已经开始冲击澳大利亚的经济。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一个每年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澳大利亚也成了时局剧变背景下，被撕裂最狠的国家。
01
经贸关系波动
2020年12月上旬，在广西防城港，载有13.5万吨动力煤的澳大利亚货轮“阿尔法时代”号终于得以通关—此前该船已在港口滞留将近6个月。
同样命运的还有来自澳国的数十艘类似的运煤船，以及近900万吨的煤炭。尽管在12月上旬，有三艘澳大利亚货轮于京唐港完成或正在进行煤炭卸货工作，但要知道，截至11月末时，滞留在中国近海海面上的澳国运煤船累计已有82艘，涉及多达1500名船员。即使是等待时间最短的船队，都已经在港口逗留一个月以上。
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澳大利亚输华煤炭清关不顺利，仅是近来中澳经贸波折的一个缩影。
2020年1月到10月，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量同比下降近1000万吨。入冬以来，叠加大规模恢复经济因素，中国国内用电需求激增。为保证煤炭供应，中国12月12日批准了10家主要发电商进口煤炭，但澳大利亚被排除在进口对象之外。
在此前一个财年，澳国煤炭出口总额为581亿澳元。而中国每年消耗约15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730亿元）的澳国煤炭，是澳煤最主要的出口对象。近日，澳国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发布报告称，由于出口中国的煤炭贸易受限，预测新财年澳国煤炭营收将减少170亿澳元，抵消铁矿石价格上涨带给该国的收入。
该报告还称，如果找不到像中国一样体量的新买家，澳国煤炭生产商营收将继续锐降，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地区的煤矿可能被迫减产甚至临时关闭。
这又能怪谁呢？早在2018年，澳大利亚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其国内5G建设，成为第一个拒绝中国供应商5G设备的国家。
（澳大利亚禁止中国华为参与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报道截图】）
而随着中澳关系紧张，最近半年多来，澳大利亚的大麦、葡萄酒、牛肉、原木和龙虾等数类商品，陆续被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叫停进口，或是面临被加征关税等制裁措施。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20年前10个月，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货物贸易总额与从后者的进口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跌2.2%和6.1%。
（图片来源：华经情报网）
一年之前曾在上海进博会上力推澳国牛肉的澳大利亚贸易、旅游、投资及金融部部长西蒙·伯明翰，不满澳国输华大麦被加征80.5%的关税，表示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与此同时，澳议会授权联邦政府可以终止外国政府与澳国8个州和领地签署的协议。受影响的对象，可能包括维多利亚州政府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协议，以及西澳州、南澳州和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在投资、科学合作和进入南极等领域与中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曾在澳从事多年光伏业贸易的张力告诉南风窗记者，在过往，中资企业进入澳国光伏行业市场相对容易，但近年来，明显感觉中企在澳国光伏市场受限。“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中资企业想进入澳方市场，会被重点审核有没有国企背景，审核期拖长已经是常态，拒绝注册的情况也出现过。”
悉尼大学和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在2020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澳投资水平已连续三年下降，2019年同比降幅过半。
2020年3月，澳政府将审批外资的时间延长后，自中国的竞标“几乎被冻结”。2019年，澳财政部曾允许蒙牛以15亿澳元收购澳国奶粉品牌贝拉米。然而在2020年8月，澳财政部却以“触犯国家利益”为由，禁止蒙牛收购日本麒麟旗下的子公司澳国雄狮乳业。
02
经济复苏受累
2019年，澳大利亚先后遭遇了高温干旱极端天气和持续近半年的严重山火；步入2020年后，接踵而至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其宏观经济复苏的步调。
（2021年1月8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实施为期三天的“封城”措施【图源：新华社 摄影：吴育珩】）
以墨尔本为依托，维多利亚州经济占澳国内生产总值30%。然而就从2020年7月上旬开始，疫情在这个全澳经济旗舰州的二次暴发，严重拖累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总体来看，澳国GDP在第二季度萎缩了7%，而在第三季度环比增长3.3%，不及预期。
自2015年12月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以来，得益于铁矿石价格从4年前的低点开始大幅攀升，澳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翻了一番。但随着中澳关系趋于紧张，原本盼着广阔的中国市场帮助其渡过疫情难关的渔民、农民、大宗商品交易商及产业链相关上下游，期望落空。对于主要集中在澳国东南部的众多酒庄而言，出口形势更是雪上加霜。
2020年11月，中国正式对澳国红酒开征212.1%的关税。澳大利亚葡萄酒及红酒协会预测，由于反倾销关税的缘故，全澳1400家左右的小型葡萄酒厂濒临倒闭。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议员号召民众购买澳国葡萄酒，以助其捱过贸易寒冬。
（澳洲2020年上半年葡萄酒出口数据 【AFN研究院、Wine Australia】）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丹告诉南风窗记者，除了输华受阻的大宗商品以外，中澳之间的服务贸易也增长疲软，如庞大的留学生市场。
2019年，来澳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了22.9万人，占据留学生总数的1/3。但也是在这年，赴澳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速放缓，整体增幅约为3.2%，远低于两年前的17%。
“中澳关系的转折点在2017年便已出现，2020年因多个因素急转直下。事实上，2017年以来中国对澳投资不断下行，现在基本已经降到2007年中企在澳投资开始大幅增加时的水平。
换言之，没有双边关系平稳发展的支撑，投资关系已经回到原点。”胡丹称，此轮贸易摩擦中农产品受到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在澳国，目前经济震荡下行业受压最大的是农业领域，尤其是一些此前单一依赖中国市场的产品，如西澳的龙虾，最为被动。”
03
改善基础还在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2019年澳国对华贸易顺差就超过了900亿澳元。同年，中澳贸易额占澳外贸总额的32.7%。其中，澳对华出口额占澳出口总额的38.1%。
细分货物品类，占比超过18%的矿产品无疑是两国贸易的大头。矿产品中，尤以铁矿石最为重要。近两年来，中国60%以上的进口铁矿石都来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矿产开采地）
对于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的澳大利亚而言，2019年以来对华出口的铁矿石就占其铁矿石出口总量的87%，总交易额高达1020亿澳元。2020年11月，从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输出港黑德兰港发出的4160万吨铁矿石，接近83%是出口至中国市场。
鉴于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等长期因素，中澳双方短时间里很难找到可以替代彼此的买家和卖家。因此，两国一直保持着相对平稳有序的铁矿石贸易。
最近数月，随着中国经济稳定恢复，国内钢材需求旺盛，铁矿石现货价格高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已多次出面，与澳国铁矿石供应商沟通价格问题。
（2015-2020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图片来源：金十数据】）
就在12月15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主产区位于澳大利亚的矿业巨头力拓举行会议，呼吁供需双方一同研究、建立更为合理的新的定价机制。
面对南风窗记者关于如何保证今后铁矿石交易市场健康运行的询问，力拓方面回复称，在2020年，该公司积极建设开放透明的铁矿石定价机制，已经在中国国内（北京铁矿石交易中心）和国外（新加坡GlobalORE）的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上增加交易量，以更好地支持价格发现与形成。
同时，该公司还向南风窗表示，其旗舰铁矿产品—皮尔巴拉混合矿是中国许多钢厂烧结配矿的基础炉料。而力拓目前在建的罗布河谷与库戴德利两个产能维持项目于2021下半年、2022年年初投产后，将为保障上述铁矿石品种的长期市场供给和质量稳定性提供有力支撑。
为稳定偏高的铁矿石价格，中国发布2021年元旦起实施的《再生钢铁原料》国家标准，要求国内加强对钢铁原料的重复利用率，减少对进口矿石的需求。大连商品交易所也通过调整投资者对铁矿石的持仓限额，来控制铁矿石的市场风险。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
（《再生钢铁原料》国家标准通过审定）
目前世界铁矿石的产量和贸易量，都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FMG和巴西的淡水河谷这“四大矿山”。多年来，中国一直谋求多元化的铁矿石供应链，从中企在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的加速布局就可见一斑。
“从历史和未来来看，澳矿业巨头利用定价权发起‘还击’的可能性较小，并且即使发起，必将因中国减少进口需求最终导致自身更大损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澳大利亚问题专家徐秀军认为，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不利于供需双方稳定生产预期，在铁矿石方面建立新的定价机制符合双方的长期诉求。
徐秀军向南风窗分析称，在地方和企业层面，中澳合作基础牢固、需求旺盛，双方沟通机制畅通。“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资源能源产品来源的多元化发展，如果澳大利亚将铁矿石作为施压工具，中国对澳铁矿石的需求将会呈现长期下降趋势。”
胡丹亦称，铁矿石涉及中国的资源安全，而力拓、必和必拓也需要考虑长远贸易利益。“虽然‘两拓’多次在中资并购澳铁矿石企业时进行‘狙击’，但它们均为两地上市，本质上还是卖方角色，股东的利益应是其首要考虑因素，此种‘还击’的可能性不大；万一走到这一步，两国关系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尽管如此，当前世贸组织已经受理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增收其大麦超额关税的申诉，双方这一轮仍在继续的贸易摩擦“见底”时刻似乎尚未到来。更值得探究的是，双方的经贸波折演变成更大规模的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高？
对此胡丹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澳大利亚在出口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目前在澳国国内主要的讨论围绕在‘多元化’上，即如何拓宽出口市场、减小依赖单一市场所造成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全面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
但她同时表示，如果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很难期望贸易和民间交流维持以往的活力。“中澳贸易额的高企，除了彰显出两国的互补性，更离不开此前双边关系和人文交流的平稳发展，以及两国尤其是澳方着眼于亚洲、较为务实的政策。”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一篇报道中指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比许多国家都大”，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市场无法被轻易取代【BBC报道截图】）
徐秀军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前双方贸易关系波动带来的影响是局部的，程度也十分有限。双方长期经贸合作的良好基础，仍是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如果双方经贸关系持续恶化，澳方经济还将面临更大冲击。”
他建议，当前双方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还需双方政府站在各自长远利益的角度加以妥善解决。“尤其是澳方政府，既不必对中方合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措施过度解读，也要检视近年来自身政策对中澳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04
需要自我疗伤
经济上的受伤，或许可以指望市场的力量，但心理上的撕裂，只能靠澳大利亚自我疗伤。关键的问题在于，堪培拉如何压抑“怀旧之情”，理性看待正在变化的世界大势。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习惯了在西方主导国际秩序下开展外交。无论是独立后就追随大英帝国，还是后来转向紧跟美国，客观上都造成了这样一种战略心理现实：澳大利亚不需要严肃地考虑“大国外交”。
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万，军队总数仅6万的国家，有着7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它的国家安全需要“带头大哥”撑腰，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和刚需。也就是说，澳大利亚需要维护的利益，与维护利益的能力之间存在独特的巨大落差。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的战略史，也是与超级大国结盟并维护这一同盟体系的历史。
（美澳“护身军刀-2019”军演闭幕式）
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堪培拉所熟悉的历史，正在离现实越来越远。
2017年底，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外交白皮书中写道，“澳大利亚将致力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并相信美国将继续实现它在这一地区的承诺。”从该白皮书的基调来看，这与其说是希望，还不如说是哀求。这一年，也是中澳关系明显变化的一年。
（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朱莉·毕晓普在《外交政策白皮书》发布会上）
澳大利亚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修·怀特，近年来多次阐述这样一个观点：澳大利亚应主动适应中国崛起，并推动亚太地区实现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协调”，以缓解权力转移可能造成的地区动荡和冲突。
在修·怀特看来，澳大利亚决策者们需要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上个世纪的确定性，在21世纪已不再适用，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优势’这个澳大利亚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不可能再持续”。
编辑 | 谢奕秋
新媒体编辑 | 雷墨
排版 | 刘克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