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学者吴福辉同志，于北京时间2021年1月15日在加拿大因病去世，享年82岁。生前，他曾提笔撰文诉说了在那个那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为民众精神食粮建造一座文学殿堂是有多么的艰辛和不易。从现代文学馆怎么选址，到落户万寿寺西院的前因后果，再到巴金先生对文学馆建设的想法和思路，到最终文学馆建成后，巴金坐着轮椅从上海赶到北京主持开馆典礼的这一心路历程。
80年代初巴金倡议建立文学馆
1981年3月，巴金在香港和北京先后发表了《创作回忆录》之十一，提出了建立文学馆的倡议。同月稍后，茅盾逝世，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国作协主席职位。不久，作协主席团接受巴老提议，组建了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这年年底，吴福辉到作协报到，被安排到筹备中的现代文学馆工作。
对于现代文学馆的筹备，起始于北京城内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北面的“五四广场”。当时恢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就在那里的“地震棚”办公。文学馆筹备小组的屋子挨着司机班，因陋就简，一无所有。组里已有三人：李枫，从空军宣传部门调来，做作协副秘书长，筹备组长是兼任，嗜读杂书如命。王乃瑾，是参加过国庆大典前第一次文代会的进城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曹琳，50年代的老同志，兢兢业业有实际能力。吴福辉则是第四人。
时隔多年，他还清晰地记得，在“地震棚”的院子里，开过几次筹委会。九位委员他都有幸见过：巴金在上海，冰心年事已高，都是以后见的，且不是见一次两次；其他的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张僖都在会上见到；罗荪是主任委员，由他这个与巴金长期在上海共事的评论家来主持此事，在吴福辉看来，真是天造地设一般的适宜。
“我是列席兼管一点会务。那时筹备工作的重心是选馆址、找房子。记得隔些日子就传来消息，说谁谁谁给找了什么地方了，过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再过几天又叫人兴奋了，说是古庙潭柘寺如何，可惜太远一点；颐和园藻鉴堂怎样，该多古雅、多幽静，但领导们勘察回来说太小了，不够用。”吴福辉在文中写道。
1984年6月22日，吴福辉（左一）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建立前在上海访问巴金
选址万寿寺西院胡乔木出面协调
就这样，一年过去，没有能落实，巴老才写了后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说88岁的叶圣陶已写好了馆牌，就不知道挂在哪里才好。最后找到了西三环路边的万寿寺西院。这本是京郊的大庙，清代几朝皇帝在此替母亲做过寿。“西院前后共六进，一直是总政歌舞团在那里驻扎，现在由胡乔木替巴金‘化缘’，难于迁出也要迁出，部队方面请杨尚昆打通，北京市方面找白介夫支持(属于暂借北京的)，这才扫清了‘障碍’，确定了我们的落脚之处。”吴福辉回忆道。
文学馆刚入万寿寺西院，起先只占后面的两进，门也在后面开的。前面的四进很晚才交到手里，这段时间真是捉襟见肘。冯振山是作协老办公室的干部，他调来后建立起保卫制度。可一共也没有几个男的，到夜里吴福辉无数次一个人值班住在黑洞洞的院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瞪着第三进大殿的废墟感觉有一丝瘆人。
直到1982年10月16日，后照楼西墙门户大开，在楼底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举行了“筹备处”成立仪式。胡乔木挂上了一块竖写的牌子，上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字样，标志着临时馆址的正式确立。当日围着胡乔木团团坐的周扬、曹禺、艾青、贺敬之、罗荪、唐弢、王瑶、朱子奇等大作家们在发言时纷纷称赞，这个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很好啊，现代文学虽受外国文学影响但仍具有中国民族气派，与此很相称。
文学馆真正是白手起家。接下来花去两年多时间用来修缮古建筑，初步征集、购置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旧书、旧期刊，并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不打散而单独成立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这在后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征集方式。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间，开始举办茅盾、老舍的生平展，这项服务于广大读者的文学普及形式，成为文学馆日后的主要业务内容。
开馆后巴金即捐出15万元稿费
到了1985年初，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当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了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来京主持了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他是欣慰的。
数天后，4月4日，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在已捐出15万元(不要忘记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的基础上，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无论多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
“记得那天他还参观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国译本)都是他一本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许多都重新题签，说明书的来历和版本的特殊性质等。还有大量别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给我们的这本，上有鲁迅亲题的第7本的‘七’字。”吴福辉在文中很翔实地记录道，另有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当年只印100部，这是送巴金的第94部，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
这次参观后，巴金继续赠书，甚至因事必躬亲，不要李小林等的协助，他还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八千册珍贵书刊，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巴金便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趁老作家健在抢救资料是重点
到了90年代初，吴福辉做了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这时巴老反复交代他，趁许多老作家还健在，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的事，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吴组缃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
“就这样，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15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这是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古建筑再好，是要退回文物部门的，而且它有千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即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吴福辉回忆道，最终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他和冰心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要求择地另建新馆。
最终在2000年10月，搬进了位于芍药居的明亮的有朝气的新文学馆。新馆与“唐弢文库”同时建立，这才标志了现代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收藏的大体齐全，可以无愧于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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