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从五星酒店撤离，哪怕远离CBD，也无法眺望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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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 文旅商业评论
领域 | 酒店业
逃离五星酒店
当疫情在北京第3次蔓延，北京的五星酒店再次失去了大部分客源。
“这个行业真是没法干了。”北京王府井一家五星酒店的公关经理Leisley表示，她今年第三次被迫在家休无薪假，“假期不够用就领北京市每月1540元的最低工资。”
在家休无薪假的日子，她也无法出京，“酒店从业人员如果出京，会面临回京强制隔离14天的风险。”
直到手机里的旅行app弹出提醒，Leisley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360天没有离开北京城了。自打22岁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以前，每隔一段时间，最多不超过3个月，她就必须出京甚至出境待一会儿。好像只有到了异地，才能给自己忙碌又枯燥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新鲜感。
五星酒店通常是一座城市旅游业的晴雨表。今年1月份，Leisley的酒店从原本预期的90%入住率突然跌到10%以下，RevPAR（每间可售房收入）也是跌到惨不忍睹。
酒店开始裁员，酒店在给员工的邮件里说是“优化调整”，但她知道，很多人就此失去了饭碗。过去的一年里，Leisley不少同事的工作地点发生了改变。
酒店集团的裁员也在持续进行，Leisley所在的酒店集团上海中国区总部公关部裁员到只剩公关总监1人，“集团的公关部员工会尽量安置到需要人力的单体酒店，如果单体酒店也无法接受，那就只好裁员了。”
Leisley无法习惯这样频繁“待业”的生活，她想试图更换工作到地产开发商或者互联网，“但酒店干久了才发现想换一个不同的行业就像找男朋友那么难。”
Leisley也会收到北京其他五星酒店的猎头垂询电话，“基本上听到酒店猎头电话我都会挂掉，每家酒店情况其实都差不多，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而已。”
作为2020年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酒店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下降15.7%。
北京也太久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五星酒店亮相了，北京前门文华东方酒店开业预期时间从2020年拖到了2021年中，北京通州希尔顿也把开业时间定在半年后，在过去2年中，鲜有能让人记住匹配北京这座全球最大城市的五星酒店开业。
“女儿2岁了，早教、纸尿裤、奶粉都要钱，我爱酒店，但现实很残酷。” Leisley说。
政策、疫情双杀
每隔7天，Leisley会按照酒店方要求去北京同仁医院做一次核酸检测，即使每次都需要大排长龙，但生活没有给她这样的酒店职业经理人留下太多选择的权利。
贷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里，就算是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房租，她也要尽力争取，但1月份的时候，为了打发不能上班的日子，Leisley还是给自己买了一整套烘焙设备，学会了给自己做一个生日蛋糕。
更焦虑的同事们开始给自己寻找副业，有的人瞒着公司偷偷直播，有的人琢磨着在闲鱼卖点旧衣服、小饰品。
除了工资降低，Leisley还感觉到了一些别的变化，以前上班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能在公司食堂享用相对丰富的Buffet，“这也算是五星酒店员工的福利之一。”
现在公司为了节省开支，让员工在家待业，Leisley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家工作，“给酒店方、业主写着无穷无尽的报告，但每天到了中午还得给自己做饭。”
不过，相比家在廊坊的同事，Leisley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同事被隔离在家7天，每天只有社区团购，很难吃到新鲜的蔬菜、水果。”
酒店也有酒店的困境。
2020年11月，北京高档酒店入住率、平均房价、每间可出租客房收入分别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44.6%、84.4%和 38.0%。
但近期疫情的波动使北京恢复对大型集会活动的管控，近期亮马桥、金融街、国贸等主要区域高端酒店入住率均有20到30个百分点不等的下滑。
政策和疫情的大环境之下，酒店利润肉眼可见的被压缩了。更何况，一份太亏损的业绩清单显然无法让外资酒店管理集团给强势的业主方交代。
对酒店管理集团、业主来说，员工是成本，是开支，是负担。而员工们普遍不会考虑这么多。对他们来说，工作的意义可能更贴近生活本身。
见惯了太多同事去留之后，Leisley发现，酒店业不过是经济链条的末端部分。上游遭受到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传递到末端。
“倘若一个人，饭都吃不饱了，还会住那么好的酒店吗？“
其实亏的更惨的是闲鱼上倒卖北京五星酒店房券的二道贩子，房券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有的降幅甚至比酒店标准房价便宜一半。
郑小晖卖了5年房券，痛心疾首，“赔惨了”，眼看着房券有效期快失效，他今年1月份一张房券也没卖出去。
在接受旅界采访时，郑小晖一直在推销一款线上直销的app，这是他最近发现的副业，他劝旅界君也去下载一个，“可以挣点钱。”
至于Leisley，她依然想在年后从五星酒店这份工作中撤离，哪怕远离CBD，也无法眺望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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