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 姜斯佳）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米兰·昆德拉有着极富传奇的一生。对于他矛盾的解读和评说层出不穷，而关于他的作品的解读又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悖论，更重要的是米兰·昆德拉本人不爱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不爱出现在公众的场合，更不喜欢留下除了文学文本以外的资料，这一切都让写作他的传记难上加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传记作家布里埃力求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加鲜活、更加完整的米兰·昆德拉。他将昆德拉的历程，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环境当中去考察、去求证，也通过那些与昆德拉亲近的评论家、翻译家、作家提供的公开或未公开的资料和谈话内容，为读者做到了这一点。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刘云虹、许钧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1月15日晚，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作家毕飞宇、翻译家刘云虹、学者王理行在南京先锋书店，就国内引进的第一本昆德拉传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阅读分享。
△左起王理行、许钧、刘云虹、毕飞宇
看着现场聚集着的黑压压的读者，毕飞宇说：“我今天非常高兴，我以为今天来的人应该是50岁左右的人居多，因为昆德拉热兴起的时候，是我们20多岁的时候。热爱文学的人，一坐下来，你要是不说昆德拉，就类似于今天的年轻人不说王一博一样，是不恰当的。可是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我就知道昆德拉的影响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代际，他在下沉，我挺替昆德拉开心的。”
一部可以将昆德拉“打包带走”的传记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尽快跟读者见面，因为中国读者等得太久了。”作为国内声望卓著的翻译家，许钧认为，翻译书，是有缘分的。
△许钧
18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许钧翻译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书出版后，引起普遍关注，引发了昆德拉热。有出版机构邀请他撰写一部昆德拉评传。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昆德拉的材料太少，写不了，因而婉言谢绝。18年后，终于有一部昆德拉传记面世，出版方再次想到他，邀请他来翻译，对他来说是一偿夙愿的事情。为了让这部作品尽快面世，他便邀请了南京大学的刘云虹教授一起合作。“刘云虹有丰富的翻译经验，而且翻译观念和文字风格与我相近”，许钧说，合作很顺利，刘云虹承担了全书大部分章节的翻译，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1月至4月间，他们每天坚持翻译几页，一步步走进昆德拉的世界，准时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四月底交了稿，出版方很满意。
在许钧看来，布里埃是一个很好的传记作家，他出版过多部艺术家传记，也给鲍勃·迪伦写过，“这部传记是2015年出版的，第二年十月，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见布里埃具有先见之明，他为迪伦书写的传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毕飞宇对这本传记给予了高度评价：“无论昆德拉的生平如何，也无论他写过怎样的诗歌、小说、剧本，无论他用捷克语写还是用法语写，你把传记拿到手之后，拉杆箱一拉，整个昆德拉你就可以打包了，交代得非常清晰。”举例来说，书中对昆德拉的诗歌与小说创作脉络做了清晰的概括与爬梳。昆德拉的诗歌有两个来源：一是受到了艾吕雅、阿波利奈尔这些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影响，二是受到了俄罗斯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熏染。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则来自美国，他小说中的碎片化、复调、循环叙事等特色又与音乐密切相关。还将昆德拉与卡夫卡做了比较，“卡夫卡的复杂的精神构造在于他生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而精神世界又是犹太人的”，与昆德拉一样，都是处于几种文化交汇之处。
△毕飞宇（右）
刘云虹分享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传记将昆德拉的一生放在了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中去重新审视，译者需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还原相关的史实，譬如捷克政权的更迭等；其次，书中有大量捷克语和法语的专有名词，需要求教专业人士；另外，传记内容与昆德拉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之间存在紧密的互文关系，译者在引用作品原文时，是使用现有的译本还是自行翻译也需要取舍。
昆德拉不是一个谎言，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在谈到自己心目中昆德拉的形象时，许钧认为，昆德拉是一个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作家，他作为作家受到关注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容易被删节，但“法国在译介时会删去其中艺术性的部分，突出意识形态；中国在译介时反而突出艺术性和诗性，删去意识形态的部分”，所以法国的昆德拉形象跟中国的肯定不一样。
“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昆德拉的形象是模糊的，就像他的小说那样是复调的，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昆德拉。昆德拉是4月1日出生的，他说这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产生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误解本身是理解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误解加在一起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去透视昆德拉的小说。昆德拉不是一个谎言，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我们要透过他的文本，对他人生的足迹、他的追求、他的特点进一步去思考，译本只是他人生的一种呈现。”许钧说。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昆德拉的作品在捷克遭到了禁止，但是到1990年代，当捷克境内的出版商和读者纷纷要求出版昆德拉的作品时，身在法国的昆德拉却认为这些出版商过于市场化而拒绝了，很多人由此对他产生了种种误解。而昆德拉本人自1975年离开捷克后，也再未回归。毕飞宇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谈到作家人生的时候，形而上的问题极为重要，但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而言，形而下的问题同样重要。从形而上层面来说，昆德拉遭遇了意识形态不相容的问题，但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形而下的问题也阻碍了他的回归，比如昆德拉本人与当时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不和。
还有“日常生活的不能对接”，小说《无知》中的女主角伊莱娜就是昆德拉的一个写照。“伊莱娜从巴黎回去的时候，有样东西是一定不能少的，那就是葡萄酒，当她准备和自己少女时代的那帮姑娘们一起喝一点法国葡萄酒的时候，其实这群人已经是捷克大妈了，捷克大妈们喝的不是葡萄酒，对葡萄酒看也不看，还是喝了捷克的啤酒，结果一群人还喝醉了。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之后，日常生活他不能对接了，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毕飞宇说。另外，语言是作家的精神家园，昆德拉离开时纯正典雅的捷克语由于物质社会发展已经变得粗鄙不堪。所以对昆德拉来说，“回归不是回归，而是第二次流放”。
毕飞宇还留意到传记展现出他以前未曾注意过的方面。“1968年之前，捷克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艺术家，经历过一个非常低潮的时期。昆德拉那个时候靠什么营生？研究星象学！研究摩羯座、天蝎座、双鱼座，然后放到刊物上去，靠那个东西赚取稿费养活自己，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这类似于游戏，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昆德拉是一个相信天命的小说家，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东西。”
刘云虹则从翻译的角度讲述了昆德拉写作生涯中与误解的对抗过程。从1980年到1990年，从第一部在法国出版的《玩笑》到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创作的《不朽》，昆德拉一直在不断遭遇翻译的问题，也不断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昆德拉不愿意读者对他的语言、对他的作品有任何误解，他的作品语言风格质朴明晰，追求每一个字都有唯一对应的准确意义，力图避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模棱两可的感觉。他在写作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读者而是译者，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文字方便译者准确清晰地翻译出来，后来，他甚至亲自将《不朽》翻译成了法文。从这个层面来说，翻译和昆德拉的创作，和他的写作观、人生观都是密切相关的。
△刘云虹（左）
总结几位嘉宾的发言，通过阅读《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不难发现，对昆德拉的种种误解，源于昆德拉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自昆德拉不妥协的精神品格和反抗媚俗、坚持独立性的文学追求。
小说家面对的都是相对真理
如果说，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定意义上书写个人的自传，那么如何去把握真实的昆德拉？
许钧建议读者们从哲学、历史、文学三个层面去理解。“昆德拉首先是一个哲人，他探讨的是人的存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讲的是一种哲学的道理；第二，把握一个人要从历史当中去把握，哲学让你知道‘我是谁’，历史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昆德拉小说中有很多情景，大家觉得都很熟悉，有的时候甚至会引起你强烈的共鸣，让你反思自己如果处在那种情境下，会有怎样的反应。最后，昆德拉的作品从文学层面来说充满了诗意。他让我们去思考，人应该过怎样的人生。后疫情时代，大家看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生不是草图，没有彩排’等句子时，应该会有更深的对于生命的体悟。”
而作家又如何区别于哲学家而存在？毕飞宇引用了传记中的一句话来回答——“小说家面对的是相对真理”。这句话点明了小说与哲学最大的区别。“在弗洛伊德产生之前，作家已经开始描述潜意识了；在马克思发明阶级学说之前，小说家已经开始描写工人革命了。小说家不在任何哲学家之后发现问题，小说家在任何一个哲学家产生一个哲学体系之前，就已经用他的诚实去面对并且表达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拥有的仅仅是相对真理，谁要是觉得我拥有绝对真理，谁就不配做一个小说家，而只能在家里做一个键盘侠。”
△几位重磅嘉宾进行阅读分享，活动现场人气爆棚
在分享会的最后，三位嘉宾各自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心中的昆德拉——
刘云虹说：“昆德拉的人生是一种写作的人生，他的写作是一种人生的写作。”
许钧说：“昆德拉的人生有很多来生，你们（读者）就是来生的创造者。”
毕飞宇说：“昆德拉是欧洲文学献给中国读者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