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 狗熊
来源：为你辩护网
编者按
近日周春梅法官被害案引发各界热议
本文作者以此案发表了几个问题讨论
请大家酌情参考
根据湖南高院的通报：2021年1月12日，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周春梅法官被犯罪嫌疑人向某行凶报复，不幸遇害。经初步调查，向某因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周春梅为其打招呼被拒而心生怨恨，行凶报复。
同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最高人民法院、检察日报正义网等权威媒体纷纷转发上述通报，并就此案发表评论。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平安、快乐地活着，享受着人生的美好。不管是律师因病离世，还是检察官、法院疲劳殉职，抑或是如马彩云、周春梅等法官不幸被害，基于人性的善良，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心痛、惋惜。
在难过于周法官无辜被害，行为人早日受审，得到公正裁决之余，作为法律人，不免对本案产生了一些思考。
本案案发之后，因被害人的特殊身份，从普通命案就迅速上升为新闻舆情。作为周法官的工作单位，湖南高院自然有责任对舆情进行及时地回应。显然，我们普通人对本案都唏嘘不已，湖南高院中诸多领导、同事与周法官相处多年，对其为人处事颇为了解，义愤填膺也是情理之中，我们对于湖南高院在通报及后续新闻中折射出的悲痛心情足以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到本案中舆情应对主体与受众的关系。
一方面，作为舆情应对主体来说，除了作为被害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之外，湖南高院还是湖南省层级最高的审判机关，其所发出的通报、新闻稿件无疑应当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真实性，在新闻通报中，湖南高院仅以侦查机关在案发当天初步调查的事实为素材，难免不够真实、准确。
另一方面，就新闻受众来说，除了少数法律工作者（含法科学生）之外，新闻的绝大多数受众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对于官方媒体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信任感。当阅读到诸多官方媒体就本案的通报、新闻稿件时，他们很可能选择性地遗漏“初步调查”这几个字眼，本能地认为这就是本案的真相。毕竟从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到法治日报，这些媒体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可是，就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来说，办案机关需要收集证人证言，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要对被告人的住所等处进行搜查，对必要的物证、书证等进行扣押等，还需要对提取的检材进行鉴定。此外，侦查人员还要多次提讯犯罪行为人，了解其作案动机、犯罪过程等，固定讯问笔录。
总之，公安机关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收集、固定证据，才能逐步还原真相，查清案件事实。就本案来说，办案人员要了解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何时开始就相关案件进行接触，接触频率如何，被害人是如何拒绝行为人的过分要求的，行为人有无事先准备作案凶器，如何滋生行凶动机的，作案经过如何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害人具有特殊身份的案件中，其所在工作单位，特别是公检法部门，应当在援引侦查机关通报材料的同时，表示尊重、配合公安机关的相关办案工作，不宜过多介绍、讨论案件的事实、定性等等。此外，视情况需要，来酌情报道被害人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及遇害后的相关安排。至于案件真相，留待日后的庭审直播及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披露，则更为妥当。
本案发生以后，在不少法律微信群中，群友们都在讨论本案是否需要适用回避制度。
笔者极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刑诉法的回避制度，在异省审理为宜。
本案存在着需要回避的法定情形。刑诉法第29条规定了回避的四种情形：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就本案来说，周法官在湖南高院工作多年，想来，湖南三级法院熟悉她的法官不少。而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结合当下披露的案情，本案极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一审自然是在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抑或是复核审极有可能是湖南高院，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周法官的下属、同事、领导来审理这个案件，自然符合上述规定的第四种情形，也是违反了朴素的正义规则——“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
与程序设计相背离的是，国人一向不太重视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更加注重、追求实体公正。最近一审判决生效的原湖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一案便是如此，其在海南高院工作15年之久，其职务犯罪一案由海南之外的法院审理更好，但该案中未出现指定管辖、异省审理的情形。
由此上溯至古代前朝，“六月飞雪”的窦娥冤一案，系其父窦天章做官后从京城返乡，才得以平反昭雪。无独有偶，包拯自己审结了“锄包勉”一案，包勉系其亲侄儿。遗憾的是，至今在赞颂、期盼“包青天”之余，社会公众是否曾想过包拯也未曾践行朴素的回避制度呢？
当然，就算将本案放在湖南审理，不单单是本案，湖南三级法院都会尽力地追求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中实现公平正义。那样一来，还是不免让人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猜测：是不是湖南法院会痛下狠手，对被告人施以重刑呢？
我们既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朴素正义观念，及时、依法惩处行凶者，也要尽可能地追求程序公正，实现程序正义。在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湖南的推进过程中，周法官遇害案无缝是一个鲜明的法治样本（尽管我们本意上不希望有人遇害，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惨剧），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决定对本案指定管辖，在湖北、江西等与湖南邻近的异地审理，唯有如此，才能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示给社会公众，给我们所有人以生动的法治教育，昭示刑事法治的进步与人权的充分保障。
在命案中，不少辩护人就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提出鉴定的动议，认为行为人在作案时精神状态不正常。如在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损财物一案中，二审庭前会议时，辩护律师就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被陕西高院依法驳回。
在本案中，向某的辩护人没准也会提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部分公众也可能推测犯罪行为人向某有可能精神不太正常。
在笔者看来，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公检法三家未对行为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未必就是违法办案。特别是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行为人举动、言语异常，作案动机不符常理，往往会主动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而到了审查起诉、审理阶段，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存疑的案件，谨慎、稳妥起见，检法办案人员都会先行提审、讯问行为人，了解行为人的精神状态，了解其能否回忆起作案经历，回述作案动机，更有细心者，会了解行为人的疾病史、家族史，从而产生相应的内心确信，继而作出是否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决定。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诸多案件中，法检机关依法驳回了辩护人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这样的做法并非就偏离了正义的轨道。
笔者建议，就本案来说，办案机关可以根据在案证据材料自主决定是否要对向某进行精神病鉴定。如果到了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仍未启动过相关鉴定程序，人民法院最好的做法就应当是进行庭审的图文直播，必要时应当插播一定时长的庭审录像片段，或者是在庭审结束后，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将向某接受讯问时、参与庭审时的部分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公布，这样充分展示她的精神状态，来充分打消社会公众的疑虑，有效提升刑事法治的透明度，增进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感。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文末，唯愿周法官这样的惨剧不再复现，也希望行为人向某能够经历公正、透明的刑事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