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万民同，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扣晓钟。”这是鲁迅逝世后，许寿裳赠给许广平的一首挽诗。
早在鲁迅病逝前夕，许寿裳曾经前往上海探望过鲁迅。
彼时许寿裳正在北平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当他听闻鲁迅病重的时候，毅然舍掉了手上的所有事情，专程前往上海探望自己多年的老友。
鲁迅当时虽说病情已很严重，但因为美国邓医生的诊治，在旁人眼中算是已经将病情控住了。
所以没过多久，许寿裳便回到北平继续任教，而鲁迅的事，皆因距离的缘故，而只能于北平“空担心”。
但这也不能说许寿裳的担心没有错，毕竟当时没有人知道鲁迅已处于“回光返照”之势。
4个月后，鲁迅病情复发，变得比之前更为严重。
最终，10月19日上午，鲁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许寿裳在接到鲁迅死讯后，由于北平公务繁忙，故不能亲自前往上海奔丧，不由失声恸哭。
鲁迅逝世3天后，许寿裳致信蔡元培，请他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共同出版“鲁迅全集”。
而后，他又四处奔走，积极筹建“鲁迅纪念文学奖金”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以鲁迅好友的身份，积极为鲁迅筹划身后之事。
为此，他不惜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其中还危及自己的工作，但他依旧没有放弃，依旧毫不含糊地说出事情的真相。
1937年1月，许寿裳才得以从繁忙的事务中脱身，旋即便选择南下上海。
于上海万国公墓鲁迅碑前，许寿裳盯着墓碑上鲁迅的遗像看了许久，与鲁迅相处的种种事迹，亦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们二人结识于1902年，当时鲁迅刚与江南陆师学堂毕业，转而考取了前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班。
而此时，许寿裳也与鲁迅一样，离开了求学的杭州求是书院，考取了前往日本的官费留学。
彼时的中国，因为接连的战败，早在国际地位上大不如前。
而像鲁迅、许寿裳这类外出留学的进步青年，在抵达外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他国的语言。
于是，鲁迅与许寿裳、厉绥之等人一起，前往了日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
亦是在此期间，他们几人结成了共同的好友，再加上都是浙江人的缘故，关系日益亲密起来。
就这样，他们愉快地度过了最为难熬的学语言时期。
而后，当他们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许寿裳前往了东京高等师范读书，鲁迅则是前往了仙台学习医术。
1906年，当鲁迅决定放弃医学转战文学领域之后，他再次于东京遇到了自己的好友许寿裳，也开始了他们二人长达半生的亲密友谊。
两年后，他们二人一起师从章太炎学习国文，同期亦于东京加入“光复会”，是为意图推翻清王朝统治。
次年4月，许寿裳肄业，回国担任浙江师范学堂教务长。
4个月后，鲁迅也离开了日本。经由许寿裳推荐，鲁迅亦前往浙江师范学堂担任教员，并开始做起了文学工作。
辛亥革命后，许寿裳就任浙江军政司秘书，没过多久，便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就职教育部。
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指引下，许寿裳历任教育部佥事、科长，直至后来，就任教育司司长，同时兼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等学校的教授。
而此时，鲁迅则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怀旧》。
但因为鲁迅年少，所以这篇文章的反响并不是很激烈。
至于鲁迅发表文章的原因，则是因为周家当时已经家道中衰，而家中又有兄弟嗷嗷待哺，所以鲁迅不得不从各个方面获得银钱。
于是，鲁迅便想起了写作这一条路，但反响并没有很强烈。
当许寿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旋即向蔡元培建议，邀请鲁迅一起于教育部工作。
就这样，鲁迅成为了教育部的一名普通科长，随后便兼职教育部佥事。
而后，张勋复辟，鲁迅因不满时政，愤然决定离职。
当他将此想法告诉自己好友许寿裳的时候，出人意料地，许寿裳没有选择劝阻鲁迅，反而决定一起与他离职。
张勋复辟丑闻没几天，便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匆忙逃跑，而此时，鲁迅才决定返回教育部继续工作。
在鲁迅返回教育部后不久，便参与了陈独秀组织的《新青年》杂志社，于其中任编辑。
同年5月，鲁迅出版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道路。
同期，许寿裳了解鲁迅开始回归正常工作后，便接受教育厅邀请，就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后回京改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作为校长，许寿裳利用职务之便，借着鲁迅自身的名气，为鲁迅于女师大找了个兼职的工作，主要内容是传授世界语。
鲁迅的世界语是在日本期间所学，当时，他仅仅是一名初到日本的穷学生。
1906年，鲁迅与朱安结婚后第3天，便选择离开家门独自前往日本求学。
抵达日本后，鲁迅放弃了之前于仙台学习的医术，转而前往东京从事文艺译著工作。
虽说当时艰苦，但鲁迅也是以异于常人的毅力，独自学完了德语、法语等课程。
而此时，许寿裳亦是在校院内继续读书。
当他听闻鲁迅抵达东京之后，随即邀请鲁迅与自己一同居住，一来他们二人能有个照应，再说便可分担房租。
鲁迅彼时刚脱离家庭资助，听闻许寿裳邀请自己一同居住的时候，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便搬了过来。
虽说鲁迅之前也算一位富家少爷，但他的生活习性，却是与同为富家少爷的许寿裳有着明显的不同。
许寿裳有个习惯，每次吃面包的时候，总会将面包皮给撕掉，只吃里面的芯，而被撕掉的面包皮，则被当作垃圾丢往别处。
虽说其之前一直习惯如此，但当鲁迅与他同住之后，他的这个习惯明显得到了改观：并不是不撕面包皮了，而是不再将撕掉的面包皮丢至垃圾桶了。
一次，鲁迅看到许寿裳将面包皮撕掉，随手扔在盘子中等候扔掉之时。
他便当即伸手，将面包皮捡起来吃掉。
许寿裳一脸疑惑地看着鲁迅，正欲询问，突然听到鲁迅说道：“我喜欢吃的”。
随后许寿裳便没有说话，亦将此事信以为真。
以至于后来，只要他们二人一起吃面包时，许寿裳总会将撕下来的面包皮递给鲁迅。
鲁迅也不推辞，随即接过来吃掉。
多年的穷苦生活，令他不敢再这么浪费粮食。
毕竟，除却家中的母亲与兄弟，单是他刚迎娶进门的妻子，都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笔不小的开销。
所以，当鲁迅从日本求学归国后，便四处寻找工作来赚取银元贴补家用。
刚好，因许寿裳比鲁迅回来稍早，所以鲁迅的求职并没走许多弯路。
这也是为什么许寿裳在就任女师大校长后，便想着给鲁迅找一份兼职工作的原因。
1924年初，许寿裳因个人原因，转而辞去女师大校长之位，选择继续回到教育部工作。
此时，鲁迅亦在出版小说集《呐喊》后，开始前往各地宣传文化与民主的力量，他亦成为了杂志《语丝》的作家群主将之一。
次年，北京爆发“女师大风潮”，鲁迅作为学校老师，力挺自己学生，但最终却被免除了教育部的佥事职务。
许寿裳听闻鲁迅被免除职务后，当即前往教育部希望谋得鲁迅的权益，但最终，他亦被免除了部中职务，还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
愤然之下，许寿裳离开了北平，转而前往广东中山大学任教。
随后不久，他再次答应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参事、秘书长，随后便就任文书处主任。
而此时，鲁迅亦因段祺瑞政府的压迫，离开了北京，只身前往厦门大学任教。
在此期间，鲁迅出版了自己另一部小说集作品《彷徨》，借此来宣泄封建压迫下的民主。
此时鲁迅已逐渐于文学领域崭露头角，故虽许寿裳没有与鲁迅在一起，但他们二人之间的联系依旧不断。
1934年，许寿裳辞别了蔡元培，前往北平任职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而他前往北平任职的原因，除却政治需要外，再有便是前往北平照顾鲁迅在家的母亲与妻子。
彼时鲁迅已与许广平同居，甚至周海婴已经出世。
所以摆在鲁迅面前的，是他回到北平的家还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家，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论他去了哪方，对另一方而言，都是不小的打击。
而这时，许寿裳前往北平，算是帮鲁迅解决了燃眉之急，于是鲁迅便可安心做起学术活动来。
多年的劳苦工作，虽说帮鲁迅于文学领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亦让病魔一点一点侵蚀鲁迅的生活。
1936年1月，鲁迅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迎接这一喜讯的，是他“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
而此时，许寿裳的女儿亦因为生病，选择前往上海进行医治。
于是，鲁迅即使强忍着疼痛，也要带着许寿裳女儿四处求医，为其东奔西走。
直至最终痊愈，鲁迅再次亲自将其送至北上的列车，目送其远离。
在许寿裳女儿抵达北平后，当即向来迎接自己的父亲说明了鲁迅的病情，与自己在上海期间的种种经过。
听闻鲁迅生病之后，许寿裳旋即前往上海，在听闻是美国医生是为鲁迅诊治之后，紧张之情亦松下些许，但不敢完全松懈。
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曾经记录过鲁迅生病时的样子“神色，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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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倘若说许寿裳不担心鲁迅，那便是假的。
但最终，却是因为北平学校公务繁忙，许寿裳不得不离开上海。
再加上鲁迅赠其诗一首，劝其以工作为重，许寿裳最终还是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但他不知道，这次一别，他与鲁迅将是天人永隔。
1936年10月，鲁迅离世，许寿裳于北京流下了“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
3月后，许寿裳利用寒假之际，前往上海吊唁鲁迅。
而后，许寿裳亲自编写《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来缅怀自己已经逝去的故友。
许寿裳与鲁迅的友谊，虽说二人地位不同，但却从无大小之分。
或许许寿裳尚不如鲁迅思想深刻，亦或文学成就没有鲁迅高尚，但他们二人的友谊，却是从年少之时，一直持续至了垂暮之年。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亦一直对许广平多加照顾：“许先生不但当我是他的学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始终给我安慰…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
如果说鲁迅的一生是实现自我的过程，那么许寿裳，便是一直助鲁迅纠正自我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