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6日，于敏院士在京溘然长逝，距今已过去2年。于敏院士是中国国防科技领域的一座丰碑式的人物，也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共和国勋章得主。
作为中国实现氢弹原理突破的首席功臣、中国核武器研制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和战略咨询专家，他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他坚守国防事业所展现的价值追求、献身精神和感召力量，他独具特色的科研方法论的启迪和示范作用，值得人们进行深入思考、挖掘与弘扬。
于敏院士 来源：央视新闻
国防科研贡献
于敏院士以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基础科学家身份进入军事领域，从事核武器基础理论的预先研究，伴随研究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他被赋予更丰富的角色定位，在军事研究中的贡献也日趋多元化。
青年时期的于敏 来源：央视新闻
1961年，于敏开始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从基础科学路径对氢弹研制涉及的核物理学原理进行先期探索，主要围绕热核材料燃烧进行基础研究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于敏调入理论部担任部副主任，对氢弹的设计技术过程进行多路探索。
于敏在破解氢弹研制具体技术路径的基础之上，从全局出发对具体研制方案进行深入探索和完善，逐步形成了由氢弹初级—能量传输—氢弹次级的原理和构形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
1980年7月以来，于敏开始全面参与核武器研发与管理工作。
一方面，他全面参与领导并成功推进了中国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的研制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在实践中探索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国防科研工程管理方思想。
终生不渝的国防追求
一位高水平科学家在其科研生涯的某阶段参与国防研究的案例并不鲜见，然而，却罕有人像于敏一样，长期隐姓埋名，放弃已经取得的科研业绩，为中国国防事业奉献毕生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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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方向紧贴国防需求
国家安全的紧迫需求始终是支配于敏研究路径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他的科研生涯经历3次重要的研究转向：
抗美援朝时期，面对美国在朝鲜战场对中国的核讹诈行为，为满足国防领域的紧迫需求，于敏主动调整方向，开始原子核理论先期探索研究。
党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氢弹的重大战略决策之后，于敏再次调整研究方向，从已驾轻就熟的基础研究转向核武器研制事业。
联合国设立全面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并开启正式谈判之时，于敏投身“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领域，将其视为未来核武器物理研究的潜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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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咨询聚焦军事前景
于敏是中国核武器物理研究的领航者，他始终从战略层面把握国家安全需求，以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将中国核武器发展与核战略安全紧密联系起来。
于敏善于敏锐洞察和准确研判科技前沿的军事应用前景。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核弹研制开启小型化、武器化攻关之初，于敏就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倡导和亲自推动相关研究提前进行战略布局，经过数十年努力，形成理论、实验、技术和工程四位一体的研发团队。
于敏将国际与中国的战略前景结合，把握关键的战略机遇期，适时提出高质量战略咨询报告。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二代核武研制已取得重大突破，研发形势喜人的情况下，于敏居安思危，提出加快推进二代核武全面武器化的战略咨询。
这份报告推动中国赶在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成立之前，完成了相关实验和二代核武研制工作，确保中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
1984年于敏（右）与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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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至上的价值追求
在整个科研生涯中，于敏始终将自身的价值追求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紧密联系，奉行国家安全至上的科研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于敏的研究成果已经站在了当时世界原子核物理发展的前沿，但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选择长期默默无闻从事高度机密的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核武器研制工程告一段落，周光召、黄祖洽、何祚庥等先后离开国防科研领域，于敏却选择坚守岗位，继续为中国国防事业呕心沥血。
于敏之所以能够超越个人中心主义的科研价值取向，主要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忧患意识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的使命责任感的影响，它们共同铸就了于敏将国家安全至上为毕生选择的价值追求。
来源：央视网
从基础研究出发
回顾于敏的国防科研经历，始终坚持立足基础研究解决复杂的国防工程问题，这是他能够取得卓越成绩的关键因素。
于敏从基础研究出发的国防科研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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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庖丁解牛”的方式抓本质
于敏在国防科研中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凭借广博精深的基础研究功底，以“庖丁解牛”的方式分解复杂物理问题，善于抓物理本质的东西，从而能够迅速抓住实质问题并给出关键突破路径。
于敏这种善于快速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源于其对物理科学每个领域、每个分支基本规律的深刻体悟，以及对应用范围与条件的精准把握。
于敏在核试验基地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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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卓的物理粗估能力
粗估的能力强、善于作数量级的估计成为于敏在科研攻关中崭露头角的重要因素。
在国防科研攻关中，于敏能够熟练运用粗估方法，快速区分主次因素，进而找到国防科研突破的主要方面。
在氢弹的研发过程中，面对许多复杂的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问题，于敏总是能够通过粗估方法，快速从微积分方程或物理概念出发，估量物理量大小，厘清物理规律，抓住最核心的问题。
0 3
重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在核武器的攻关中，于敏作为理论权威，却高度重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在核武器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于敏关于理论与实验结合的辩证思维具体体现在核试验的每一个环节。
在核试验准备阶段，于敏尽可能全面地预想试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因素，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在核试验的设计阶段，于敏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最高效地探寻武器物理效应的形成机理与内在规律；在核试验的进行过程中，他要求在核物理相关理论的指导下，严密实施核试验步骤，准确测量有特征意义的反应产物；在核试验完成后，将实验结果与理论结果进行比较，考量原有设计的合理程度，并进一步分析存在的问题。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
于敏是一位善于将哲学思维运用到研究工作中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他自觉学习运用《矛盾论》《实践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指导国防科研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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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创新环节之间的普遍联系。
早在原子能所时，于敏就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将原子核理论分成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3个层面，并从把握3个层面的相互关系入手，探寻自身科研创新的独特路径。
进入国防科研领域后，于敏在个人科研攻关中洞察和把握创新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能力日益增长。
在研制核武过程中，他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将理论物理、计算物理和实验物理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倡导知行统一。
在处理科学研究与国防需求的关系时，他指出基础是创新概念的母体，要时刻关注基础学科前沿进展，并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紧密结合。
在担任核弹研制的领导岗位后，于敏逐渐以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驾驭中国核弹研制工程中的各项工作。
于敏从局部与整体相互联系的视角出发，使各个局部和微观层面共同服务于宏观和整体目标的实现。
工作中的于敏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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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武器设计的“度”
于敏擅于把握研究的“度”，在核武器理论设计中，特别注重留有“余地”。
于敏对于“度”的理解与应用，体现在核武器的理论设计方面，即设计方案的制定必须远离“悬崖”。
在于敏看来，“逼近悬崖”意味着原本不敏感的物理量可能变成临界的物理量，原来如履平地的物理过程可能变得如临深渊。
于敏对“度”的超卓把握能力，也体现在他细致度量核武器研发工程风险上。
于敏对每一个细节反复斟酌，不放过任何微小的隐患，通过反复度量和计算，使核武器的研制做到既先进，又留有恰当的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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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武器创新从量到质的转变。
于敏在核武器研发中独特的唯物辩证思维，也体现为量变与质变关系的认识把握。
他坚持循序渐进的研究方略，通过理论探索和各类试验不断深化对武器原理的认识。
于敏认为，在国防科研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抓住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合理使用数量有限的资源，同样可以达成质变的效果。
他并不盲目追求核武器种类的多元化发展，而是依据战略需求集中力量组织技术攻关，使用比美国、俄罗斯少得多的核试验和研发经费，实现了二代核武器的突破，确保中国在核武器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结论
于敏对国防科技专家的使命责任与价值追求有着独特的认识：“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坚定的国防科研追求、独特的国防科研风格，必将与其卓越的国防科研成就一道，共同镌刻在中国国防科技史的丰碑上，成为启迪和激励国防科研工作者再攀高峰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张煌作者简介：张煌，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科技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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