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历史因素，美国首都骚乱也是媒体、教育和新冠疫情共同引发的结果。美国媒体作为被吹捧的“第四权力”，实际的作用就是通过媒体的社会和政治动员作用，来巩固自己的利益集团。这一点即使在现代社交媒体网络也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因为美国媒体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选举型的社会绝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媒体，而是需要媒体代言人，而媒体代言人反过来又影响民众思维。特朗普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在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媒体专业人士。美国有些人批评特朗普是真人秀主持人，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但美国这个选举型社会架构，出现媒体性总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选举本身需要的就是一场政治秀。
实际从特朗普上台后，基本上美国媒体就撕下了所谓“中立”“客观”的伪装，开始彻头彻尾地沦落为政治站队的工具，这里面既包括反特朗普的媒体，同时也包括亲特朗普的媒体。甚至由于反特朗普的多为美国意义上的主流媒体，因此在特朗普以及一些美国右翼看来，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名存实亡。在这次骚乱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围攻国会山的暴徒，把现场报道的美国新闻媒体的摄录设备都抢过来集中焚烧捣毁，这种21世纪的焚书坑儒行动，已经证明了美国人对媒体的态度。
而教育则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一种反映。无论美国教育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其价值，但是有一点必须确定，即现代教育必然承担着为国家、政府或者社会教育儿童，让儿童完成社会化的职责。从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发现美国教育既存在优点，又存在缺点。其优点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教育普遍完成了在爱国主义以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灌输，但同时在技能、学识、智力开发上却没有完成社会化的职责。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就开始大规模滑坡。大量的美国儿童无法完成本年龄段的考试，甚至美国的大学都在不断降低录取分数线。奥巴马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中有一个经典的内容，就是有人向福耀玻璃的中国员工介绍美国国情，其中就特别提到“美国人的童年是夸出来的，你得捧着他说话”。无论是经济收入差距还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其后果就是美国教育培育出来的青少年，大部分无法承受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力，更无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美国的国家地位决定了需要的是精英，不简单是科学家、政治家，而且还包括大量的工程师、高技术工人。在美国教育无法培训出满足需要的上述人才的基础上，资本作为“自由者”必然转向海外。而美国教育产生的大量无法“社会化”的“产品”，在进入社会后才赫然发现困难重重。原本教育灌输的爱国主义以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遭到空前挑战。在“社会化”失败的前提下，这些人只能高喊民主、自由、美国梦等口号，投入到一场接着一场的选举政治动员之中。从奥巴马的“Change”到今天特朗普在华盛顿引发的闹剧，实际本质并没有变化。
在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政治已经陷入 “两党斗争升级—政策难产甚至失效—国家治理失能—社会矛盾加剧—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的恶性循环。而新冠疫情的出现，则堪称是火上浇油。如果说没有新冠疫情，特朗普还能通过制裁、贸易战来转移注意力，勉强获得第二个任期，做个秀走人，但疫情的出现，彻底将美国推向悬崖。因为仅仅3个月的社会封锁，等于让美国的经济火车突然脱轨，而造成美国各种矛盾总爆发，而最糟糕的结果却是经济惨重损失，美国却没有控制住疫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2020年美国大选，必然成为历史上最为敏感和激烈的大选，其结果必然充满了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