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105回]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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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回 司马懿却吴（中）
曹魏这边想用屯田的办法经略江淮，东吴那边同样有这个想法。具体的建议和实施者是诸葛恪。作为诸葛瑾的长子，诸葛亮的侄子，诸葛珞继承了家族的智慧基因，小时候就以机智闻名江东。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说的是孙权有次在一头驴的脸上贴了张纸，写上“诸葛子瑜”四个字，意指诸葛瑾的脸长。诸葛恪见状就请求添两个字，然后在后面写上“之驴”二字。于是这头驴就变成了孙权的赏赐了。类似的小故事在正史里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聪明的孩子未必成器，也未必能出将入相。像跟曹爽一起伐蜀，又一起被世人嘲笑的夏侯玄，说起来也是有才气的，还因研究庄、老、周易，成为了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诸葛恪的才智要是不能显露在军政方面，于这个乱世来说也是上不得台面的。幸运的是，诸葛恪的确有出将入相的才能。
诸葛恪曾多次请求去丹阳募兵，并向孙权保证三年可得兵四万。丹阳兵的悍勇天下闻名，这些生活在南部山地的山民，如果作乱的话那就是一直让东吴头疼不已的山越。几十年下来，能招募的也都招募了。孙权并不相信诸葛恪居然还能挖出四万人的潜力来。不过诸葛恪既然这么有信心，就算做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孙权最后还是任命他为丹阳太守，试看三年后能不能兑现承诺。
诸葛恪拍这个胸脯是做过地缘分析的，他发现虽然东吴历年来已用各种手段招募、强征了不少山越，但这些能为国所用的丹阳兵，都是出身于山地边缘的山越。换句话说，山地深处还有很大的人口潜力可挖。想让这些因逃避赋税徭役，而藏入山地的山越为己所用，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从深山迁徙到平原地区。至于手段，逃不出恩威并施四字。
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恩威并施的想法人人都懂，想让吹出去的牛落地，诸葛恪要有自己的方法。他的做法不是硬性去征剿这些不服王化的山越。山越们熟悉地形，用这方法抓不到多少人，很可能还会把本钱赔进去。诸葛恪到任后，调集军队严守各险要路口，围而不攻，同时每到稻熟之际，就命令军队抢收田里的粮食。人是活的，山越见军队来了躲起来，但地是死的，却是带不走的。一年被抢收了，还有储粮可食；二年、三年下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为了生存，顶不住的山越就只能主动出来投降，被迫迁入平原地区。
光靠这个硬中带软的手段还不行，还要让山越能够安心在平原居住。如果民心不定，过不了多久山越们还是会逃回去的。这时候要做的不是约束山越，而是约束地方官吏。诸葛恪在将归附的山越聚落安置后，要求各级地方官吏确保分配给山越的土地不受侵扰，不得随意怀疑、拘禁出山的山越。
为此诸葛恪还特意借了一颗人头。当时有臼阳县长胡伉，发现有山民周遗虽已被迫出山，但并不服王化，有伺机为乱的想法，便把他给抓了起来。这种“疑罪从有”的做法本属常规操作，可惜诸葛恪现在要的是用“疑罪从无”做法，让山越们能够安心出山，于是这件事处理下来，掉的就不是周遗而是胡伉的人头了。诸葛恪要完成三年之约，是一定要借颗人头的，只能说胡伉比较倒霉。
这件事一公布，那些原本还在犹豫的山越也陆续出山。三年期满，东吴一下多了十几万在册人口，包括四万壮丁。诸葛恪自己留下一万人，另外三万则分给其他将领统治。这样处理显得情商非常高，虽然在东吴一个人能带多少兵，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但以诸葛恪现下的资历来说，将万人是比较恰当的。如果据此要求四万人都归自己统属，反而会遭人猜忌。
诸葛恪去做丹阳太守时是公元234年，时年三十二岁。三年之后，证明了自己军、政才能的诸葛恪被孙权加封为威北将军。大多数二代都是继承父辈的军队，比如朱异。诸葛恪这完全是自己白手起家。这一成就，使得他在公元241年的那次四路北伐中，能够自领一军单独出击六安，而不用跟着诸葛瑾那路去打柤中。
那次北伐诸葛父子的攻击方向都是在打辅助，朱然在襄阳、全琮攻寿春不利撤回来，这两路进攻也就中止了。诸葛恪的志向是出将入相，而且毫不掩盖自己的锋芒，这跟诸葛瑾老成持重的性格正好相反。诸葛瑾了解自己的儿子，当日看他执意要下军令状去丹阳募兵，就曾经叹道“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在父亲看来，这个才华横溢的儿子要么让家族更加的兴旺，要不就会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没有中间的选项。
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也好，给全琮打辅助也罢，都还是第一步，诸葛恪希望按自己的思路，在对魏战场上证明自己一次。为此诸葛恪向孙权申请入屯皖城，以吴属庐江为基地囤田驻军，不断进袭魏国控制下的舒县，驱赶百姓至吴境。同时探索由庐江进攻寿春的线路。舒县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座两汉时期的庐江郡治，位于现在的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三十里。地理上则处在安庆谷地的东北端。
无强口、硖石口两个进入安庆谷地陆地入口，都属于舒县的管辖范围，也是周瑜的老家。这个点大多数时间是被曹魏控制的，最起码在张辽时代，就已经在硖石修筑军事据点。东吴不管是出击合肥，还是魏属庐江郡治六安，都是依托水军先进入舒县之北的巢湖。皖城及吴属庐江在战略上不承担进攻任务，只要能守住对应的长江岸线就行。这使得舒县的位置虽然看起来很枢纽，但却像柤中一样，反而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舒县和柤中出现这种情况，本质上都是因为没有沟通南北的水路。在东吴北伐严重依赖濡须水/巢湖、汉水水道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灯下黑的地点。这个计划在战略上跟朱然北征柤中的思路如出一辙，孙权其实并不是很看好。事实上朱然第二次北征柤中时，信心满满的上书说这一战是为了给孙权出气，孙权同样不认为朱然会成功，甚至因此没有把这事告诉别人，以免万一做不到朱然尴尬。一直到朱然得了一场大胜，带回上万百姓孙权才跟臣下说了这事。
尽管朱然征柤中、诸葛恪征舒县，都被不被孙权看好，但臣下有这样的进取之心，孙权也不好说你别去了。同一时期，蒋琬同样允许姜维以偏师北伐陇西，去尝试下沟连羌中的战略方向。这一阶段，三国内部都出现了权力更迭，又都有点打不动了的感觉。允许一些有进取心的将领，以偏师去做些探索，还能维持军队的士气。
诸葛恪的这个扰敌之策，对魏国造成了很大困扰，舒县一带的魏国百姓亦深受其苦。见魏国也开始在淮南屯田，诸葛恪的袭扰半径甚至向北延伸到了六安一带。赤乌六年正月（公元243年），诸葛恪派出去的突击队，就跑到六安去偷袭得手过，击败了魏将谢顺，驱赶了不少百姓回来。这种偷袭得手，不光是诸葛恪一个人的功劳，战术上看，濡须坞的东吴水军亦会北上巢湖接应。
东吴现在的做法，不光是为了增强自身在江淮的实力，更是为了干扰魏国在淮南的耕战之策。对此司马懿采取了和在柤中完全不同的对策，准备亲自领军去攻皖城，迫使诸葛恪不敢再袭扰魏境。这个想法大大出乎魏国朝堂的预料，毕竟上次曹休孤军深入皖城，差点被陆逊包了饺子，自己战后也被气得病发身亡。
司马懿想再征皖城不是不吸取教训，而是在他看来，曹休那次失败是因为上了东吴的当，选在八月水位最高的时候身入险地。石亭之战那一节时我们解读过，如果不是因为秋水上涨，吴军的大船能够沿皖水直抵皖城，也没办法从中截断曹休的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再往前看，曹休能拿下皖城，也是因为在不利于东吴作战的季节出兵。
地利优势都是相对的，简单的认为靠着地利就能高枕无忧显然是不现实的。公元243年，魏正始四年九月，司马懿从洛阳出发南下，准备向诸葛恪据守的皖城发起进攻。司马懿亲自南征，光靠诸葛恪肯定是顶不住。孙权原本准备发兵前去支援。不过史书记载，孙权找人夜观星相，觉得出兵不利就没有出兵，反而在司马懿兵抵舒县时，让诸葛恪在皖城坚壁清野，把军队和百姓撤到了长江南岸的柴桑。
孙权当然不是用星相来做决策的人，历史上但凡出现类似的情况，大多是找个能说服他人和自己的理由。从战术上说，司马懿九月入征，等兵抵皖城时正是冬季水浅之时。吴军在皖城要坚持几个月才能等到水位上涨。这种情况下，不光后续的援兵和补给送不过去，里面的人再想撤也撤不出来。放弃的话，司马懿就算得了皖城留下兵马、修复城池，再迁徙百姓做长期据守的打算。等水位一上涨，吴军还是可以再去把皖城夺回来，顺便收下魏国送来的这份大礼（当初就这样做过）。司马懿也不傻，知道单拿个皖城是守不住的。见再南下已无利可图，而且威慑的目的已经达到，就领军撤了回去。至于星相一说，虽然这样做能够让魏、吴双方重回以前的平衡线，但诸葛恪信心满满的想去北伐，孙权不战而退总要给个理由。
虽然吴魏这次没有真的打起来，但却差点对吴蜀关系造成了影响。加上之前司马懿南下襄樊击败朱然那次，三年间司马懿已经两次对吴用兵，这一切都发生在蒋琬主政期间。蒋琬之前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东吴，希望能够联合搞次决战性质的北伐，结果司马懿两次南下，蜀汉那边都没有出兵，东吴这边还收到消息，蒋琬自己还撤到成都边上去了（实际是因病入驻涪城）。
有鉴于此，朱然、步骘两位身在荆州的吴国重臣，上书向孙权表示，去过蜀国的人都说，蜀汉现在有与魏国结盟的想法，蒋琬在汉中做的那些船，包括修缮城防，也是为了与魏国沟通方便。看到司马懿这次南下江淮，蒋琬都不出兵北伐，自己还走了，背盟之心已昭然若揭，一定要早做准备。
对于这个说法，孙权是坚决不相信的。他认为司马懿南下舒县，前后也就呆了十天就回去了。蜀汉相隔万里，怎么可能那么快作出反应出兵。以前魏国进攻汉中时，我们这边也是刚收到消息还在做准备，魏国就退兵了。要是这样想的话，蜀国也可以因此怀疑我们。人家修缮城防也好，制造船只也罢，都是正常的防御需要。我们不也是在这么做，难道也应该被怀疑是用来伐蜀的？我可以担保蜀汉没这样的想法。
事实证明，孙权到了后期固然少了点孤注一掷的霸气，但大局观还是没有问题的。朱然、步骘虽是立了不少大功的东吴重臣，战略思维跟孙权比不在一个档次。像镇守西陵（夷陵）二十年的步骘，人还是正直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上书孙权，就是容易一惊一乍。有一回步骘听一个从魏国而来的降人说，魏国在荆州的军队在准备布囊，准备做成沙袋把长江给填了，然后渡江作战，一定要早做准备。
这件事后来让诸葛恪和吕范笑了很久，说每次读到步骘的奏表都会忍不住笑出来，长江这种开天辟地时就存在的大江，怎么可能用沙袋堵住。步骘特别喜欢看书，当年是和诸葛瑾一起成名的，用现在的话说，有点书呆子气。用人用长处，知道他的优缺点，听取有益的建议就是。后来陆逊不在了，步骘还接任其位做过东吴的丞相。
回过头再来说说司马懿这边。虽然这次南下没有真正开战，但司马懿一到前线，吴军就吓得连皖城都弃了，这种让敌人望风而降的能力，无疑更增添了司马懿在魏国的威望，也让曹爽很不舒服。由此才有了曹爽不管不顾的非要去伐蜀立威，落得个惨淡收场，双方的矛盾在这件事之后愈发白热化。
公元249年，魏正始十年正月初六，司马懿借曹爽随少帝曹芳，出城前往曹叡的高平陵祭拜之机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各个城门，控制武器库和军队，史称“高平陵政变”。为了这次政变，司马懿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忍让曹爽，具体来说就是装病不问朝政。一装就是快两年。曹爽当然也没那么傻白甜，多次派人试探。“忍”功一直是司马懿所善长的，曹爽这边终还是被骗过，所以才会不加防备的离城；二是由长子司马师组织豢养死士三千。三千人的规模想不被人发现是很难的。这些死士都是散养于民间，政变之日方召集在一起，控制诸要害部门。
被关在城外的曹爽，当时最好的选择是携天子退往许昌，然后再与司马懿抗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天子在谁手上，谁就更有机会号令天下。可惜的是，支持这次政变的蒋济已经看死曹爽会顾念富贵不敢赌这一把。最终主动放弃抵抗，认为交权给司马懿还可“不失作富家翁”的曹爽及其亲信都被族灭，受诛连者多达五千人。
曹爽与司马懿之争，表面看是个人权力之争，背后则是皇权与士族之争。本质是因为曹爽坐稳位置后试图改革旧制，得罪了士族阶层。那么曹爽到底做了什么犯了众怒，以至于把曹操辛苦打下来的江山给败掉了呢？曹操起家过程中，吸取东汉放任豪强坐大的教训，一直以来非常依重宗室，对世家大族进行抑制。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然而东汉两百年，世家大族已经是树大根深，曹家天下还是要倚重士族。曹丕上台后将汉代的“察举制”升级为“九品中正制”，表面看是把汉代察举人才的做法制度化，实际却是彻底让出身成为了人才选拔的最重要标准。
曹爽上台后，希望权力能够向中央政府集中，做了一系列改制之举。归纳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点是改革“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除了制定各种考察人才的标准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州郡两级设立中正官，负责为评定本地人才的等级。虽然没有直接授予官职的权力，但经他们把品级定好，中央一级负责政务的尚书台，所能做的就只是按照地方推荐的名单在这个级别里安排具体官职了。改制就是为了削减中正官的权力，让他们只负责提供资料和初评，让人事权真正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第二点是行政改革。帝国时代的中央之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两级行政区划制。下一级的行政区名比较稳定，一直是叫“县”，上一级不同时代则有郡、州、省等称谓。然而中央之国毕竟领土庞大，人口众多，很多时候又会以上一级行政机关派出机构的名义，在中间虚设一级。运行时间一长，这个派出机构就会在实质上变成真正的一级行政区。无论是两汉的刺史部，还是当年的处于省、县之间的“地区”，都是这个情况。
曹魏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此，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已经取代了郡县两级行政区。在改革者看来，郡一级的很多职能已经让州给取代了，对下又不承担具体治理地方的工作，造成做事的是县级官员，最后领功受奖的却是郡守的现象。而且郡一级官员因为有监督下属各县的权力，往往会权力寻租，要求地方庇护自己的亲朋故旧，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在公事上横加刁难。鉴于郡级行政区的存在有诸多弊端，这个级别完全可以取消。这样做不仅能提高效率，让管理扁平化，还可以裁撤掉数以万计的冗官，让这些多出来的官吏回乡务农，即可节流又可开源。
第三点是整顿服制。当时的情况是大臣们的服饰之华丽都可以跟皇家相媲美。服制不光是一个俭奢问题，更关系到管理体系的严谨度。服制礼仪的混乱程度，实质是与中央政府的集权力呈反比的。中央政府越有权威，那么官员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就越标准、细致。
太阳底下无新事，曹魏当日遇到的问题，现在同样存在，才会有“逢进必考”的用人制度规定，才会有“省管县”的试点改革，才会有关于办公面积、公车使用等各种标准的细化和执行。曹爽改制的最有力支持者，以及制度制定者，就是跟他一起伐蜀的夏侯玄。夏侯尚的这个儿子，虽然没有显现出军事才能，但治国理政还是很有才能的。这此改制之举如果推行成功，魏国是很有机会成为一个符合中央之国认证标准的正常朝代（国祚在2-300年）。
然而无数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改革者身败名裂比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只要是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阶层。上述三个方向的改制，无一不是触动的世家大族的利益。反观司马懿，则识时务的迎合了这些士族的需求，以旧制拥护者的形象示人。曹爽想损害他们的利益，缩减其子弟的入仕通道，还这不许穿，那不许用的，士族们更愿意支持谁不言而喻。
曹魏这边长达十年的曹爽、司马懿之争，以代表士族的司马懿胜出而告终结。东吴那边历时八年的“南鲁党争”，也在次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前面说了，不管让哪个儿子继承帝位，孙权都担心东吴会损伤一半精英。为了不让这个结果出现，孙权痛下决心，两个都不用。一面废了孙和的太子之位；一面下诏赐死鲁王孙霸。同时让最小的儿子，七子孙亮当太子。
做出这个决定时，孙亮的才八岁，两年后孙权去世，孙亮便以十岁的年龄登上帝位。等于继曹芳继承魏国大统后，东吴也出现了幼主临朝的情况。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可不是好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亮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他前面还有五子孙奋、六子孙休可做选择。两人中就算年龄较小的孙休当时也有十六岁了，孙权在这一年，还主婚把朱据的女儿许配给了孙休。
可以八卦一下的是，朱据娶的是孙休的姐姐孙小虎，也就是“朱公主”。换句话说，孙休娶的是自己的外甥女。此外，朱据在这一年也过世了，孙权又把自己的这个女儿改嫁给了车骑将军刘纂。刘纂之前也娶过孙权的一个女儿，只是早亡，等于孙权又为他补了一个公主。凡此种种，让人不由得猜想刘备的孙夫人回到东吴后，到底又嫁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