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英国人将海军舰队开到了广东珠江口，封锁海口，点燃了战火。这场战争以虎门销烟为借口，行侵略之实，是我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也是我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起点。
从战争到谈判，负责人前前后后更换了不下五位，其中前三位对道光皇帝的态度影响最大，他们就是：革职发配的林则徐，押解回京的琦善及革职留任的杨芳。从这几位最终的结果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对于这场战役的态度转变——由最初的轻视到最后的妥协。
这三位中，林则徐主战，琦善主和，而杨芳则是被皇帝一封旨意调遣过去的。
林则徐上任时，是顶着钦差大臣的名号，以雷霆手段实施禁烟，迎战英军也是以上国心态自居，结果英军迅速攻占定海，直捣天津大沽口，道光皇帝这才慌了；
换了琦善上任后，他的目的已经改为议和，但这时皇帝的心里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形势的严峻，只想安抚了事；
直到琦善缝缝补补的谎言实在瞒不下去了，杨芳才临危受命，出征广州，但由于悬殊的武器差距，清兵在战场上无力反击，这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作为将军的杨芳自然要想办法，于是就传出了他要用“以邪治邪”的非常规手段：在民间收集马桶秽物，以破除英军的邪气。
这件事在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只是在民间口口相传，神鬼之说本就是无稽之谈，这个方法自然也是假的，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被牺牲的“英雄”林则徐：低估了敌人，高估了皇帝
林则徐被誉为民族英雄，也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鸦片战争中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但也同样因此成为了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的流放生活。
最初派林则徐往广州禁烟时，道光皇帝对他是十分推崇的。而当英军攻占定海，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到北京时，林则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林则徐初到广州时，采取的强硬禁烟方式的确对洋商起到了威慑作用，虎门销烟后，葡萄牙和美国的商人都签下了保证书称：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只有英国人不接受。
没过多久，英国水手在当地打死了村民，事态进一步恶化，而英方代表义律拒不交出凶手，于是中英双方爆发了第一次摩擦“九龙之战”。这一次的对战中，广东水师并未占到优势，但林则徐以上国自居的心态和报喜不报忧的习惯，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份大捷的战报，皇帝看后龙颜大悦，更加坚定了强硬到底的决心。
但战场不是靠文字书写出来的，接下来的对战中，英方的战舰清楚地展现了它们的优势。多次的失败后，道光皇帝终于坐不住了，在英方的多次施压和惨淡的战绩下，他也被林则徐坚持主战的态度激怒了，下令将林则徐革职查办，以示安抚之意，并派出主和派的博尔济吉特·琦善作为直隶总督前去“议和”。
在道光皇帝眼中，英国的进攻只是一次“蛮夷”因不满地方官吏而发起的“起义反抗”，将林则徐推出去只是朝堂上安抚人心的手段。而“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虽然有坚持民族立场之心，却也受时局所限，并未清楚准确地捕捉到这场争斗带来的危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被革职前夕，林则徐已经将原本的进攻战术改为“以守为战”的方式，但在英军的攻势下，这种方式依然无法支撑。
虎门销烟确是举国震惊唤醒民众的壮举，林则徐也是历史上永远值得尊敬的民族英雄。但从后面的战争情况看，如果他不是被革职调离，大抵免不了同样会遭到战败之殇。
“大忽悠”琦善：欺瞒皇帝，拖延敌人
琦善在历史上的名声其实不大好，他在整个鸦片战争中主议和，在与英军的商谈中，他同样出力不少。
琦善本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世袭爵位，出生便是一等侯爵，官场之路也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但能与林则徐分庭抗礼的他，当然并非全然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史书上关于他的政绩记载：明干有为，政声卓然。
1840年8月，琦善赴天津，9月，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琦善上任时也是怀着一腔激情热血，要将这场战争平息于自己掌中，所以刚到天津就凭借文字游戏将英国人推回了广州进行商谈，但当他与英方代表接触后，渐渐发现了“议和”其实是行不通的。
因为道光皇帝所想的“议和”与英方提出的“议和”有着天地之差。皇帝打着恩威并施，平息边疆的算盘，而敌人则是整装齐备，做好了随时入侵的准备。
琦善既不能与英方战舰硬碰，又不敢将他们的议和条件原样转呈给皇帝。于是将两方的态度都弄清楚后，他只能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一边用官场话术回复皇帝，一边用文字游戏拖延谈判。
但是逃避和拖延只能暂缓一时，多次商谈无果后，英方渐渐丧失了耐心。更加让琦善大人头疼的是，道光皇帝的耐心同样不多，暂时的平静让他再次有了底气，态度逐渐恢复强硬。
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使琦善大人的语言能力再优秀，也无法维持原本就岌岌可危的谎言了。于是战争再次爆发，虎门守将关天培战死，琦善也被押解回京。
随着虎门炮台的陷落，广州已无险可守。琦善被押解回京的罪名也并非是战败，而是签约过程中“私许香港”。这本是他在谈判中的权宜之计，在道光皇帝看来却成为了最大的罪过。
然而，在后世的评价中，陶元珍先生曾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蒋廷黻先生也评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卖国之说，其实并无实据，琦善后来也获得赦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主和派的琦善与作为主战派的林则徐二人，在鸦片战争中皆被革职处理，实在令人唏嘘。
被现实打败的杨芳：无力反抗，粉饰太平
琦善被押解回京后，杨芳到了广州，这位老将其实算是临危受命，也是迫不得已。他起先是随杨遇春镇压白莲教起义出道，后因平定张格尔之乱成名。
这时，同样经验丰富的老将杨遇春已死，杨芳也是古稀之年，但皇帝有令，于是这位老将携积威出征广州，当地官吏百姓无不翘首以盼，记载称“倚为长城”。
杨芳到任后，用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开始排兵布阵，但俗话说“功夫再好也敌不过洋枪”，武器上的差距非人力能补。无论是兵法计谋，还是陷阱机关，都抵不过英方的枪炮，作战经验也毫无用武之地。
这时，就有传闻说，出师不利的杨芳将英方的军火武器定义为“邪物”，从民间收集马桶等“秽物”，打算“以邪治邪”，或者说做个法事“驱邪”。
但是，这样的故事明显禁不起推敲，杨芳即使本次作战不利，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绝不会相信鬼神退敌之说，那么实情是怎样的呢？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自古兵法中“水火无情”，三国中很多著名的战争都是借水火之势，而书中几次的“以弱胜强”也都是火攻胜之。
所以，杨芳当时的确收集了桶，但这个桶却是装桐油的木桶，收集木桶灌满桐油，以行火攻之策[1]。兵书中的计策虽然精妙，但实际上面对英军的战舰，可行性并不高，火计并未成功破敌，而是与前面无数次的战役一样悄无声息地失败了。
所以在当时或后世看来，无论用的是马桶还是油桶，都并没有什么区别，杨芳的形象也随着战争的失败而一败涂地。
南京条约：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就此诞生。
无论是林则徐的坚持到底，琦善的虚与委蛇，还是杨芳的百般尝试，都没能为道光皇帝争取回他幻想的结果，最终他还是不得不面对他最初坚决反对的条款，并全盘接受。
《南京条约》的签订仿佛打开了多灾多难的潘多拉之盒，随后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接踵而至，重重地压在了清政府的头上，而清政府也同样加速了灭亡的脚步。
参考文献：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
《晚清帝国风云》胡绳（文中注1出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