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看不见的美国》，作者【美】 珍妮•拉斯卡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已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尤马高中的橄榄球队叫做“罪犯队”。该高中举行橄榄球赛时，主场作战的球员们在场上叱咤风云的同时，四周疯狂地围满了警车，警笛持续长鸣，声音刺耳极了。而球队的吉祥物，一个膀大腰圆，神情沮丧，低垂着头，穿着条纹球服的人张牙舞爪，毫无章法地在场边乱跑，激起球迷们一阵又一阵的狂潮。很多人都穿着“罪犯服”，比如犯罪主题的T恤和学校商店里就能买到的名为“牢房”的套头衫。
这样的主题主要源于著名的尤马地方监狱。自1876年起，这个规模庞大、起伏不平的地标性建筑就高高耸立在尤马城中心的一座山顶上。现在你只要付5美元就能进去参观一趟。整个尤马都为自己的监狱自豪。监狱的照片被印成明信片，还会举行很多活动来庆祝，比如每年4月如期举行的尤马监狱年度（摩托车）行进大会。过去，东边的那些人们觉得被送到尤马地区监狱是对一个罪犯最重的惩罚，而尤马人觉得这是一种光荣，应该加以纪念和强调。
当然，这种囚犯和犯罪的意象不过是个背景，但还是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目前的状况：坏人无处不在。你自己要配备武器，才好对抗他们。这事儿没啥好说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跟基督徒每周去教堂做礼拜一样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坏人就在不远处，你要是手无寸铁，不做好准备，那就太傻太天真了。
我在斯普瑞格遇到的每一位顾客几乎都是来买自卫工具的。他们想要买枪放在床头柜上，放在钱包里，放在小卡车上。还要买皮套，好把枪别在腰带上、脚踝上，甚至直接挂在胸前。一个坐轮椅的人想买把手枪放在大腿边。他希望这把枪的扳机很轻松就能够掰动，因为缠绵病榻多年，他的手劲很小。一个眼睛旁有淡淡文身的娇小女人想要买一把“看起来很有男人味的大枪”，带着这把枪能把那些企图侵犯她的人吓跑。一个披着灰白长发的老年妇女则希望买把枪放在厨房抽屉里，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那边跟你们不一样，没什么人谈论‘用枪打坏人’这样的事儿。”有一天，我向店里一群顾客和店员说道。
“你们依靠政府来保护，”一个中年妇女正在试一把没有上膛的鲁格步枪。她觉得扳机扣得很顺，有点后悔买了那把扳机很重的格洛克。“我们是靠自己。”她说。
“东部人的思想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凯文说。他是店员，瘦高个子，一头黑发呈现日渐稀疏的趋势。他卖给我一张“尤马天主教高中125届枪支抽奖活动”的入场券。“在纽约，你要拥有一把枪，需要申请，”他说，“这是问题所在。他们许可或不许可。可是在亚利桑那，没人管。我们的政府没有允许或不允许的权利。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跟政府无关。”
但是，为什么要保护自己呢？没人会袭击我。我也不认识被谁袭击过的人。当然，我每天都看新闻，电视上一刻不停地播放着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但是，我走在路上，也并没有时时刻刻都感到恐惧，觉得会被抢被杀。这仅仅是因为我幼稚天真吗？在斯普瑞格买枪的人们都说是的，是的，重复了几百几千遍。任何不带枪的人都是在坐以待毙，惹祸上身。
我想起自己买的那支突击步枪。买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什么自我保护。带着一种半炫耀半开玩笑的戏谑心情，我把枪的照片发给了家乡的朋友们。我保留了写有“大威力”的包装，还专门摆了造型让这把枪看上去威风凛凛。照片里的枪看上去能一枪爆头，但其实没那么大威力，还有个六岁小孩子用着和我一样的枪。当然，这些我都没说。我在那本书上读到过，黑手党的职业杀手也用这种口径的枪，这让我觉得舒服很多。我很清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觉得自己买的枪是把杀人的利器而且还感觉特好，是很不正常的危险的想法。但这种自觉阻止不了我买枪的行为。
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推动了我最终掏钱，也说不清我的思想是否正在向另一端转化。也许，不管你玩玩也好，试验也好，购买突击步枪这个行为都能够让你有种“跨进了门槛”的感觉。或者，这根本就是谁都可能染上的跟风购物病在作祟，周围的人都在买这个东西，时间一久，你也跟着买了。我很清楚的一点是，自己很容易被那些枪支小配件吸引。拉动枪栓的那种咔嗒咔嗒的声音，能够加到枪身上的激光小附件，还有制作精良十分趁手的枪把，握在手里有种妙不可言的金属感。
我和凯文一起站在柜台边，让他给我拿几把能装进手包的小枪看看。
“女的进店来一般都想要把小枪的，”他说，“结果发现要用好一把小枪其实困难很多。别浪费时间了，还是买把大的吧。”
他打开一块毛毡垫子，放在玻璃展示柜上面，接着拿出一把格洛克9毫米半自动手枪。这把枪看上去很结实，很严肃。他给我示范了一下怎么拿枪，怎么装子弹，怎么摆弄枪膛。这动作可真有点难，似乎要同时进行推和拉的动作。我没怎么看懂，就说想看看展示柜最上一格的史密斯威森合金手枪。枪身上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保证拿起来就像羽毛一样轻盈。凯文说那把枪对于我来说太小了，那种口径完全没用。
“22口径的枪谁都阻止不了。那人身上最多像被戳了几个小眼儿。”
“但他就会被吓跑呀，”我说，“谁都会被吓跑的。”
“他可能嗑了药，”凯文说，“他可能正掐着你孩子的喉咙。可能是在深夜，他要把你们全家都干掉。他就是冲着你来的。他拽着你的孩子，还嗑了药！他根本感觉不到你那小小的22，我敢打包票。这些子弹从身上穿过，毫无感觉。那些没有打中他的还直接穿过墙壁进了婴儿房……”
我把那把史密斯放在柜台上，重新权衡了一下。如果我真遇到他说的这种情况，当然希望手里能有把可以将这个恶棍一枪爆头的利器。
我花450美元买下了那把格洛克，是把二手枪，所以便宜一点。一般这样的一把枪得多出100美元左右。
凯文说要遵守联邦法律，他会把这把枪送到宾夕法尼亚我家附近一家有执照的交易商那里，我可以去那里取货。接着我要去当地的警长办公室，照张相，打印出来，过塑，然后得到一张执照，这样就可以持有我的新格洛克了，但需要小心遮掩不被别人看到。
一切都很简单。这也是购买枪支中唯一让我困惑的地方。为何一切都如此简单？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买一把枪非得很难呢？我不是什么罪犯，也做不出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只有逼急了要保护自己或家人时可能会极端一些。保护自己和家人是好人做的事情。所以，应该这样规定，好人很容易就能得到一把枪，而坏人不可能得到枪。唯一的要点在于，你要分辨出眼前的顾客是好是坏。
斯普瑞格提供枪支安全课程。每堂课学费5美元。柜台边的伙计们总是急切地向第一次买枪的新手推荐安全课程，并且说因为店里赠送5美元的现金优惠券，所以其实是免费的。我也上了“第一枪”安全课程，内容全是关于手枪的。十五个学生坐在射击场旁边一个安静的小教室中，理查德准备好了新鲜的咖啡和饼干。我们惊叹于各种手枪和半自动手枪的重量，像做科学实验那样把各种枪传来传去。讲解员尼克让我们戴上碍事的护目和护耳装备，结果一到射击场这些装备就变成必要的了。我们开始射击，黄铜子弹壳时不时像干草种子一样噼里啪啦从半自动手枪中蹦跶出来，每一声“砰！”都让你心肝颤动，牙齿打架，手脚发凉。斯普瑞格里年纪比较大的店员抱怨说，多年的射击生涯让他们的耳朵几乎半聋。
尼克递给我一把鲁格22打靶手枪，让我稳站如松，身子往前倾，轻轻握住手枪。然后我对着将近八米开外的一个红圈噼里啪啦打了十发子弹。他按动墙上的一个按钮，靶子就像被挂在晾衣绳上似的朝我们移动过来。“真棒！”他表扬道，反正看口型说的是这个，因为我什么也听不见。在我的靶子上，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红色区域有四个漂亮的圆洞，算是正中靶心，另外六个也在附近。我跟尼克说还想多打几发，他就又拿子弹上了膛。
第二次我打中的地方太高了，比红心高了许多。“你就想着那‘砰’的一声，”他吼道，“一直等着那‘砰’的一声，这样会好很多。”我找他要了更多的子弹。
第三轮的成绩非常糟糕。你知道会有“砰”的一声，但要只想着那“砰”的一声，全神贯注，显然这么高度集中的精神境界我暂时还达不到。我又要了更多的子弹。想想吧，当你决定给自己的生活添一把枪，那一瞬间肩上就扛上了一份很重的责任。你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它。如果你是用来自卫，那么就得勤加练习，不断进步，直到熟能生巧，宛若本能。你可不想面对危险，肾上腺素激增，心想“妈的，老子要死了啊！”的时候，还要花时间去慌里慌张地找格洛克手枪的弹匣或者鲁格手枪上的保险。
尼克调整了一下我的手部动作，动了动我的小指和拇指，使劲把我的上身往前推，我的身子前倾得有些不自然。不过，任何刚开始使用一种工具的人都是这样，我得把这该死的东西练好。我又要了更多的子弹。
我开始胡思乱想。如果暴徒把刀架在我孩子的脖子上朝我走来，我怎么能逮住机会阻止他毁掉我热爱的一切。结果射击成绩更加糟糕。玩这个的时候不胡思乱想实在太难了。我又要了更多的子弹。尼克教我自己将子弹上膛。按下弹簧，放进小小的黄铜子弹，重复动作，拉枪栓，放子弹，重复，重复，重复。真是烦死人了。就好像在打电玩，还得每两分钟就停下换电池一样。“我们能不能开始打靶了啊！”我觉得应该给我的格洛克买三十三发的弹匣，或者五十发的？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上子弹，就跟织毛衣似的。这样下一次万事俱备，拿起枪就能打了。图森枪击事件之后，很多人争论说，三十三发的弹匣应该被纳入不合法的范畴。正是这样的弹匣让洛克耐尔能够一次打个爽，迅速地伤及很多无辜。1994年到2004年间，大容量的弹匣被停止生产和销售。当时联邦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已经过期，而高层未能成功将这项禁令延续下去。
此时此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仅凭某个参议员、国会议员或者任何人，就可以决定我能不能一边看电视一边给大容量或超大容量的弹匣上子弹。
我稳稳当当地站住，闭上一只眼睛，再次扣动鲁格手枪的扳机，打中红色区域两次。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又要了更多的子弹。
在枪支贩卖店工作对腿脚和背部都不太好。斯普瑞格的柜台后面有一张凳子，我努力克制住想将其一直据为己有的冲动。坐在凳子上，看来来往往的顾客感觉和抚摸各式各样的枪支，饶有兴趣地开着空枪，想着那些负责弹药专柜的店员们。他们身上的重担应该难以想象，比如练就火眼金睛，只能卖给好人，不能卖给杀人犯或失心疯。
我目睹一些想买弹药的顾客遭到拒绝。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一般他们想买子弹的话，不但买不到，反而会被教育一番。要是想买来复枪或霰弹枪的弹药，至少得年满十八岁。要买手枪的那种连发弹药，就得二十一岁。“不好意思啦，兄弟。”店员会礼貌地拒绝不达要求的人。有个店员跟我讲，常有醉汉跑进店里来想买枪，还嚷嚷说想买刀，只要他们一进店，他闻到那股子酒味，就会说“不好意思啦，哥们儿”。还有个店员跟我说，ATF的特派员会埋伏在停车场，等着把那些做枪支代购的人抓个正着。这是店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这里离墨西哥边境太近了，而那里是严格禁止个人私自持有枪支的。
斯普瑞格的店员塞尔吉奥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站在柜台后面的他能一眼挑出贾里德·洛克耐尔这样的人。塞尔吉奥是个沉默安静的小个子男人，宽脸盘，黑皮肤，大鼻子长得有点歪。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五年了，其中有十七年都贡献给了斯普瑞格。那张凳子的“凳长”就是他。
“你自然而然就会起疑心，”他说，“比如昨天来了个女的。她身边的男人怀里抱着个奶娃儿。她说想买三把枪，接下来都是那个男人在说话。他一直说什么‘我’、‘我的’、‘我的钱’之类的。这两个人演技还不行。并不一定说他们就是坏人，但这两个人演技不好啊。我对那男人说：‘你应该是让她帮你买枪吧。’他结巴了，嗯嗯啊啊地说不清楚。结果他把小孩儿扔到她怀里，急匆匆跑走了。”
提防洛克耐尔和其他杀人狂魔是工作的一部分，塞尔吉奥说。但他很不喜欢这个部分。“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去一个ATF的研讨会，有个特派员跟我们这些站柜台的人说：‘我需要你们形成一道防护前线。小心那些杀人犯。’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人有病吧，我怎么知道谁是杀人犯啊？而且我又没有什么权力去强制谁不买枪，又没给我发警徽，我能做什么？”
他可以拒绝出售。我跟一些ATF的特派员谈过，他们说枪支店的店员就应该这样做。在YouTube的ATF频道上也能找到相关说法。点开这个频道，就可以收看很多说明性的短剧，里面的店员正义凛然，拒绝了可疑的顾客。要是店员对某个顾客拿不准，应该简洁明了地说“不”。
除此之外，ATF对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们很忙。他们派到现场巡查的人力可谓微不足道，增加人力的可能性也一样微乎其微： 从1970年代开始，调查人员的人数就没再增长过（评论家们都将这归咎于那些支持枪支的人，说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要让政府机构不插手枪支管理）。ATF的二十五个监管区网络，需要涵盖全美五万六千名持证枪支经销商，基本上就是一个监管区管两个大州。大概有六百五十名观察员负责监控斯普瑞格和沃尔玛这一类大型枪支经销商的相关运营。按照规定，观察员应该每三年就将负责的每个枪支店实地巡查一遍，但从目前人力分配来看，六七年能去一次就不错了。
为了让店员们不要那么费神费力地区别犯罪分子和杀人狂，NICS（全美犯罪记录即时检查系统）应运而生。塞尔吉奥也对此表示赞赏，他说这个始于1998年的背景速查系统与旧时罪犯监控方式相比，简直就是质的飞跃。从诞生之日起，NICS已经进行过一亿两千五百万次背景速查，并由此取消了八十二万五千次枪支售卖。被拒绝的买主中一大半都是有犯罪前科的人，8%是瘾君子；4%由于家庭暴力身有“限制令”，还有不到1%的人因为被权威机构认定为有精神疾病，也与枪支无缘。
但在2009年，NICS并没有为贾里德·洛克耐尔买枪这事儿亮起红灯： 没有专业人士认定过他精神有问题，所以官方记录并未显示他是个疯子。
NICS也没有对赵承熙上交的文件提出任何异议。他是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的凶犯。2005年，此人曾被法院强制接受门诊心理诊疗，但官方记录上也没有显示他的癫狂。弗吉尼亚联邦没有将赵承熙的诊疗记录报备给NICS登记在案。因为弗吉尼亚和其他州不太一样，它的说法是，只有接受住院治疗的心理病人才需要加以记录和警戒。话说回来，没有谁必须向任何人上报任何事情，因为NICS本来就是个民间自发兴起的系统，向其上报信息不是相关机构必须履行的义务。
一个系统好不好，关键取决于其数据库。而评论家们说，NICS的数据库烂到家了。
和塞尔吉奥谈到后来，气氛稍微轻松了些。我把凳子递给他，他又递回来。站柜台站到腿脚酸痛这事儿成了两人滔滔不绝的共同话题。我看到店里来了个男人，正掂量一把AK47。男人身上文着一排字：“唯有死神才是神。”我在想是不是该走出去对他说“不卖给你”。
坐久了，我站起来舒展下腿脚。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剪着军人头，壮得像个摔跤手，朝我扬了扬手里的九毫米西格绍尔P226，一把铝制战术半自动手枪，显然准备掏钱了。“终于找到了，”他说，“我一直都想要把好枪来练练。”他把枪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指着我背后那堵墙，眯起一只眼瞄准。
“你知道有种人叫做‘高压锅’吗？”他说，“说的就是我。谁有困难我就去帮忙，但从没为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会愤恨所有人占了我的便宜。”他把枪放在柜台上，我感觉自己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回忆起有一次在医院里，一个护士想给他打镇静剂，却被他撂倒了，结果他被铐了起来。“不过这把西格只是用来练习的。”他说，“我家里还有把38自动手枪。那把枪可性感了。后来我想要把让人一看就不敢惹的枪，就买了45口径的史密斯威森1911。我的枪法很不错呢。连发六英寸的弹夹没问题，还能枪枪命中：头部、喉咙、心脏和内脏。要是你离我五十英尺之内，我一枪了结你完全没问题。”
他朝我微微点个头，走到前台付钱买下新的西格枪，走出店门扬长而去。
我有点事得回趟家，还带上了我的突击步枪，同时心里想着回家就能拿到我的格洛克了。罗恩卖给我一个大黑箱子来装步枪。他叮嘱我，全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会开箱检查并上报，我要按照他交代的来说。
“你这么说：‘我要上报一把枪’。”他煞有介事地对我面授机宜。
“然后她就会打开箱子，是吗？”
“很有可能。”
“然后我怎么说？”
“你什么也别说。”
“我跟你打包票，她肯定想知道我这副德行带把突击步枪要干吗。”我说。
“你就跟她说，根本没有‘突击’步枪这回事。”他说。
我做出一个“你无不无聊”的表情。
“你说，‘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他说。
“我不会这么说的——”
“哎哟，你就跟她说这枪是买来好玩的。”
好的，记住了，“我要上报一把枪”、“这枪是买来好玩的”。驱车赶往凤凰城机场的四个小时，我反复练习这两句话。箱子就摆在后座上，长得不像话，晃眼看好像哪个十几岁的小年轻在打盹。我开到阿维斯汽车出租公司的还车点，往外拿箱子。真的是……太长了。我费了老大劲儿才完全把它给弄出来。阿维斯的工作人员拿着小小的便携式收据打印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我也看着它。我们互相望了望。我没头没脑地来了句：“这是一管萨克斯。”
什么鬼，应该说长号的。我一边懊恼地想，一边走向卫生间。结果又费了老大劲儿，才把那该死的箱子搬进了隔间。肩膀上勒着一把突击步枪来方便实在是太奇怪了，只能用奇怪来形容。解决完之后去洗手，周围人齐刷刷投来的异样目光也让我一阵不舒服。
持有一把突击步枪真是令人尴尬。我离自己的真实世界越近，这种感觉就越明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全美航空的代表倒是很专业。）回家后我没有如预计般四处炫耀我的突击步枪，我一言不发，把它放进地下室，上了好几道锁，让它乖乖呆在箱子里。它就好像你在某个遥远异域买的一件毫无用处的纪念品。比如在祖鲁买的一条花头巾，当时当地无比适宜，回来后只能藏起来免得别人笑话。
格洛克手枪就不一样。我回家后几天内就收到了，同时拿到了我的持枪证。于是格洛克就进了我的手包。我带着它去买吃的，去书店，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一开始，包里有把枪让我感到危险，好像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但又有种隐秘的开心，就像一边上着枯燥的代数课，一边想着后口袋里有能让人身心俱爽的大麻。但我带的是一支枪，很重，装在小小的尼龙枪套中，在手包底部不断触碰我的身体，刚才还不小心粘上了我慌乱扔进去的薄荷味口香糖。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会弄丢，或被人偷走，于是乎像个神经病似的紧紧抱着我的手包。我带着鳄梨沙拉酱去参加家庭聚餐，和父母聊天，努力装出谈笑风生的样子，但脑子里一直在想：“我的天哪，我包里放着一把枪啊！”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我应该告诉孩子我有一把枪吗？以前我跟他们说起枪，都会说，枪是坏东西，人们不应该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枪是个坏东西，坏东西，坏东西。现在他们的妈妈手包里竟然携带着一支坏东西。“别碰妈妈的包包哦，里面有支枪。”我没有说出这句话的勇气。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到晚上就把装枪的包包锁在车里，后来直接买了一个装枪的保险箱，生物识别系统，只认我的指纹。我鬼鬼祟祟地拿着枪在城里四处转悠，还去了社区的游泳池。但包里有枪啊，不能下去游泳。你不能随便把包放在休息室的椅子上让邻居的孩子帮你看着。我常常担心自己不懂得如何使用这把枪，打不准目标。我在住的那一片儿寻找射击训练场，结果开放时间与工作、钢琴课和晚餐都有冲突。我需要购买练习用的弹药、有杀伤性的弹药。持枪手册上还说，每隔几个月就需要把和枪配套的弹匣放空重新上弹药。要是不做的话，弹簧之类的东西就会失灵。
我在一所大学工作，停车场在地下，晚上走去取车的时候，那里几乎空无一人。多年来，我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要带一根狼牙棒防身。就要开学返校了，现在我有了把枪。等我走过那个停车场时，可以随时用手握枪，应对最坏的情况。我想象自己到底能不能向攻击者开枪。我可以吗？我认为我可以，就算只是打在腿上或脚上。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些吓人的停车场，这么一个存在隐患的威胁，就让我认为，持枪是正确的选择。“晚上上完课之后我能带着枪去取车。”我跟一个朋友谈起这事，为自己辩护。
“上课？”他说，“你把枪带去上课？”
哦，是啊，听起来好像不太对。于是我去查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学校里禁止携带枪支。所以我要是把枪带到我唯一认为有用的地方，那就是违法行为。全美国只有犹他州明确规定，大学校园里可以持枪。不过，从2007年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持枪大开杀戒以来，允许校园持枪的立法就在至少十八个州进行过激烈辩论。总有一天，手中持有武器的老师和学生能够阻止类似大屠杀的再次发生。
第二次去尤马的时候，我和一些店员与客户就疯狂枪击案展开了颇有建设性的讨论。一个宁静的周四早上，我们聚集在店里，头上是售价4500美元的巴雷特M99大威力狙击步枪，耳边则是乡村歌手科林特·布莱克关于在天堂中找到故乡的浅唱低吟。刚才说的巴雷特就是店里最牛的枪了，可以装口径50的子弹。巨大的子弹每一颗和人的手一样长，火力强劲，能穿透盔甲、厚墙，还能在两公里外锁定目标。（这个系列还有半自动型的，售价1万美元，但这些都要延期交货。）这把枪被放在展示架上，比其他的枪位置要高很多，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它，像评鉴艺术品一样去欣赏它、膜拜它。
“那图森枪击案呢？”我问面前的讨论小组，两个店员，四个顾客，一共六个男性。“那件事情对这边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吧？”我说道。我觉得这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意思就是，洛克耐尔的枪杀案肯定让你们有点犹豫，被迫去面对美国允许公民持枪的阴暗面。但好像没人明白我的意思。
“排队买枪的人店里都站不下了。”
“没有那么夸张啦，不过我记得当时店里的确很热闹。”
“但不如选举之后的第二天那么吵，对吧。”
“哦，天哪，提起那天就头疼，别别别。”
“哈！哈！哈！”
“哈！哈！哈！”
事实上，在图森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亚利桑那州手枪的日销量上升了六十个百分点。大家没时间去反思对任何事情都不设防的态度，而是抓紧时间冲进枪支贩卖店囤货，以免政府又颁布什么命令禁止私人持枪，让遵纪守法的市民们手无寸铁，无力抵抗罪犯和杀人狂。
“很多人都想买格洛克，就是洛克耐尔拿的那种。都是格洛克。”
“真是太荒谬了，其实听上去有点可悲。”
“这样的事又会让自由派捡到宝似的，他们可以尽情地火上浇油了。”
“真是有点恐怖。”
大家轻轻松松表明观点，达成了共识，好像一群人在某个杂货店里讨论牛肉涨价一样。接着我提起更近一点的事情，就发生在尤马。七十三岁的凯里·戴耶斯，开着银色的马自达，敲开前妻最好朋友琳达·克雷顿的门，让她当面吃了一枪。紧接着他杀掉了特蕾莎·西格尔森，也就是他的前妻。然后，他开车去了其他地方，杀了更多的朋友： 辛迪和亨利·斯科特·芬尼以及詹姆斯·辛普森。三个人全都不幸丧生。接着他开车来到尤马市中心，走进离婚时西格尔森的代理律师杰罗德·雪利的办公室，一枪结果了他。最后他驱车来到沙漠深处，饮弹自尽。
“我的天哪，这样一个人在四处转悠，当时我店里连一把枪都没有！”讨论组中有个人后怕起来。“我特别害怕，赶紧跑回家拿了手枪。有些事情料都料不到。他一句话都不说，进门就开枪，杀了人就走。他用的子弹肯定很小——你看到她脖子上的伤口了吗？”
“应该是38口径的。”
“那件事情之后，好多‘雪鸟’跑到店里来买手枪。就是以前没摸过枪的老太太。”
“你们听说过没，有一次东边的某个人在药店里乱开枪？所以我才想买那种小型手枪，放在卡车里以备不时之需。那人就是想要点药而已，弄点药来治病。”
“是给他老婆的，她需要止痛药。”
“反正差不多。我记得是纽约的事吧。那儿枪还管得挺严的。结果他杀了大概有……四个人。”
“问题是那些自由派不会思考，只会谈什么感觉。他们不懂逻辑这回事，你他妈的还能做什么呢？”
“真是太可怕了。”
听到他们用“可怕”这个词来形容有枪支管制的人们，我很惊讶，因为在那边，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他们这些持枪者的。
没人提起图森枪击案中那些不幸中枪的人，而戴耶斯案中唯一提到关于受害者的事情，就是那个女邻居脖子上的弹孔。当然，讨论里也特别提到了一些“受害者”，那就是这里的人们。持枪政策越来越紧，政府铁了心要执行，于是他们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反对枪支的那些白痴说他们的动机是打击犯罪。他们每次都这么说。我才不相信这些屁话呢。这么说吧，‘你怎么控制得了人呢？’”
“皇帝、暴君、独裁者，就他们能控制得了别人。这些人肯定没一个幼稚的。你读过马克思写的东西吗？”
“这不是在控制枪支，是在控制人民。要是能控制好武器，就不会有人站起来革命了。”
我脑海里浮现出美国政府镇压人民的情景，又幻想着一千三百万猎人揭竿而起，保卫美国，赶走入侵者，竟然觉得相比起来，后者是那么悲壮迷人，充满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
“要是有军队来欺负咱们，怎么办呢？拿木棍去鸡蛋碰石头？”
“现在到处都是反对枪支的行动。这些自由派的傻瓜心想：‘要是我们把枪消灭了，就不会有犯罪了，没人会被枪杀，大家都生活得歌舞升平，欢乐祥和。’他们就这么蠢！”
走进来一个顾客，大家的谈话就此中断。来人是个年轻小伙，穿着百慕大式短裤，说他想看看那把巴雷特。
“巴雷特！”一个店员惊讶地说。其他人则默然不语，好像在感受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抬起头，望着那把高高在上美妙绝伦的黑色狙击枪。
我跑到射击场，想打几枪，换换脑子，支持枪支和反对枪支的两种声音不停纠缠，把我的心都给扰乱了。
射击场看上去和保龄球场差不多，不过在保龄球场你租的是鞋，在这里是枪。你必须要和朋友一起，防止想不开一枪崩了自己。有个朋友，好歹还能劝劝你。你也可以带自己的枪去，这样就不是非要有朋友陪同。有时候，有一大家子一起来射击的；周五可以看到好多女人跑来找乐子；甚至还有人在这里办生日派对。
一个年轻男子走出射击道，手里拿着自己的靶子。“啊哈哈，这样好多了。”他边说边解下自己的防护耳罩和眼镜。“呼，真放松！”他的眉毛上挂着一颗颗汗珠，把人形僵尸图案的靶子挂在墙上，咧开嘴笑了。我暗自欣赏他的靶子，十分钦羡。这种靶子是需要买的，不然你就得对着特别没意思的圆环形靶子或是经典的“坏人轮廓”靶子来练习。
“哦，天哪，太棒啦！”他说，“我和我的小子们跑到这儿来，把个帕丽斯·希尔顿的僵尸靶子打得稀巴烂！”靶子上的希尔顿戴着巨大的白色太阳镜，穿一条粉色迷你裙，手里还抱着一条吉娃娃。“我的一个小子把她的手机打掉了。”男子兴致不减。“他说：‘哈哈，她现在没法电话求助啦！’我们太开心了。把她的耳环打掉了，把那条狗给打中了。我和我的小子们这个周六晚上真是过得太棒了！”
“小子们？”我重复了一遍，“你有儿子？”他看起来不像到了有孩子的年龄。我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再看到一个持枪的六岁小孩。
“我的小子们！”他说，“就是我的哥们儿！”
我想起邻居间常出现的情况。你隔壁住着疯狂一家人。有一天你吃了点东西，突然想通了，只要去直面疯狂，就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和接受他们，解除你的困扰。于是你去找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反而一直觉得你这边才是疯狂一家人。你解释得越多，他们越觉得你是个疯子，而你在这样的环境下呆久一点，可能就真的要疯了。
这样的想法让人心理负担骤然加重。我可不想这么累。于是租了一把乌兹半自动机关枪，选了一个男性僵尸靶子，这人提着公文包，可能是个律师。我瞄准他的左眼，扣动扳机。三十二发子弹在短短三秒内就打完了。他的左眼球只剩下一个空洞。这放松的感觉就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而爽快的满足感则像一大杯冰啤酒，涌遍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