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发套路贷相关的文章时，谈到了360借款、京东金融的恶俗广告。
有粉丝说，我们觉得恶俗，是因为这广告的目标群体压根儿就是我们，我们不喜欢，自然有人喜欢。
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一线城市白领绝对不会喜欢快手中最火的段子，相反在城市刷爆的话题却在快手上一点声音都没”。
还有在马保国跻身顶流之前，上一个通过非正常途径引发全网热度的，还是豆瓣4分职场剧担当——靳东。
靳东有1500万微博粉丝，但这位“十八线”明星挤上头条的时刻，都跟他对都市精英的浮夸和土味演绎有关。
如果不是不久前的“假靳东”事件，很多人恐怕想不到，真有不少观众会迷上他抖鸡汤时的西装革履和一头明亮的发胶。
这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割裂，分属不同圈层的人，彼此陌生，对不同圈层人的生活方式不理解。
01
文化割裂现象在古代
其实，这种现象在古代就屡见不鲜。
就算在经济高度发达，逐渐进入市民社会的唐宋时代，精英士大夫与百姓的距离仍很遥远。
在当时，精英士大夫们实际上与百姓奉行着彼此割裂的两套信仰体系。
在士大夫的信仰世界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便是去文庙祭拜孔子与周公。
自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首开先河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与士大夫都在各地大修文庙。
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庙”，以“庙中有学、学中设庙、庙学合一”形制，极大地促进了孔庙的建设。
从此，“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师之庙矣”，这种形制使得文庙的数量大为增加。
到宋代时，中国有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厅学、乡学等各级学校孔子庙1740多所，孔庙由阙里而遍布华夏大地，县及县级以上城市皆有孔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标配”。
每到逢年过节，各地的儒生与官员都要前往文庙，以隆重的祭奠祭祀周公与孔子。
尽管文庙已经遍布各地，但是寻常百姓却从未参加过文庙的祭祀活动。
不仅如此，朝廷还明确规定不允许非儒生的平民进入文庙。
当然，一般平民其实也没有多大欲望参加文庙举行的祭祀活动。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无论是周公还是孔子，都是太过于遥远的存在，他们的精神寄托，要比儒生士大夫丰富的多，不仅有各种寺院道观，还有遍布城乡的各种原始信仰。
士大夫和民众信仰本来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却对民众的各种信仰体系颇不待见。
寺院道观权且不论，大多数民众的原始信仰，更为士大夫们所嫉恨，将之统统称之为淫祠，必欲除之而后快。
比如唐代名相狄仁杰，就曾因禁毁淫祠1700多所而闻名天下。
宋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使二者间的这种文化割裂有所弥合，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政和元年（1111年），朝廷便禁毁淫祠1038所，并下诏严令禁止民间私自设立祠堂。
朝廷做了榜样，地方上的官员们也纷纷以禁毁淫祠为要务，如湖州地方官就曾禁毁淫祠数十所，抓捕巫师数十人。
北宋官员们不仅积极的禁毁淫祠，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告密机制，力图根绝这些野蛮生长的民间祭祀活动。
实际上，淫祠的存在诚然有危害社会稳定的地方。
但之所以屡禁不止，还是在于北宋飞速发达的经济，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空虚，急需要一个信仰来为之提供支撑。
但是北宋的士大夫们却并未试图去理解民众的精神需求，总是一力禁毁。另一方面又拒绝民众进入文庙，与其分享信仰体系，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文化割裂现象。
02
曾经的杀马特青年
北宋士大夫不让平民进文庙，与今天北上广的城市精英们通过985 、211或是国际名校的文凭确立自身的活动圈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富士康上班的人想混进这个圈子，估计很难。
天之骄子们通过陶渊明的诗歌，以为能在农村得到心灵的洗礼，他们以为农村是李子柒式的田园牧歌。
不过，这天底下的事，不是你不看它，它就没了。
还记得本世纪初，那群杀马特少年吗？
温和的人们评价“非主流”，大部分是骂他们“脑残、低俗。”
为了搞清这批90后农村青年的生存状态，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充分领会了革命导师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神，他去工厂流水线实地蹲点，与拍摄对象互加好友、同吃同住，终于拍到了在国内曾经风靡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杀马特。
杀马特或许是一种信仰、态度或主张，但它首先是一种发型，特点是五颜六色又四面开花。
在“45度角仰望星空”成为流行金句的那些年，杀家军三五成群地顶一脑袋在街上走，构成了泛城乡结合部最朋克的风景线。
根据他的统计，杀马特成员几乎都是中小学辍学的留守儿童，进工厂平均年龄14岁，不懂社交、空虚寂寞、基本胆小，普遍抑郁，来到陌生人社会后，大多有被偷被骗的经历，有人一下火车站包就被拎走了。
选择加入组织，是因为这层保护色看上去唬人，也便于相互建立认同。
可现在，杀马特只能在“污染市容、有伤风化”的谴责中剪去头发，重新到每15分钟换一班的工位上洗心革面，老实待着。
他们的生活疲劳、单调，毫无趣味可言。
李子柒式的农村和现实的农村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由此可见，缺乏共鸣和毫无交集，是目前互联网文化现状的关键词。
文化割裂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城市中的游民草根与市民之间，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文化割裂，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03
骗子为何选择靳东
北上广深和三四五线长久接受不同的信息内容和文化符号，由此形成迥异的审美趣味与消费习惯。
当年赵丽蓉、赵本山的小品能让全国人民欢笑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移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后，技术进步加速铺平传播渠道，在同一种媒介的覆盖下，城乡二元的文化割裂完全暴露在我们眼前。
李诞还一再强调：一个表演者不能放低姿态，就很难触及更广泛的共鸣，到头来是在自说自话。
但是李诞的抖包袱，什么挤地铁啊，调侃国足啊，仍旧是一二线城市关注的焦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李诞的搞笑功夫那么强，还是无法占据广袤的内陆地区。
尽管在今天，日活超3亿的快手拥有了大批一二线城市的用户，但其平台里的主流内容和主播仍然难以向上穿透。
散打哥、二驴、方丈、祁天道、张二嫂这些几千万粉丝的快手大V，对于绝大多数一线城市的互联网用户来说仍然是陌生且遥远的。
是技术进步，让人一头撞见了审美端的“不同中国”，撞见了文化层面难以逾越的天堑——他广场神曲，你欧美流行；他穿越玄幻，你名著经典；他天佑giao哥，你德纲李诞；他在直播给老铁打赏，你在网课听财经论坛。
所以，骗子才会选择靳东，而不是人气更火的“TF男孩儿”，对于城市边缘或者农村，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来说，靳东毫无疑问更符合他们的审美。
这骗子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可以说这叫“不选贵的，只选对的。”
说到底，文化的割裂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蕴含的极其严重社会割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差异，还构成了不同社会阶层内部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
想当初互联网的产生，曾经让世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认为通过网络可以打破阶层与地域之间的壁垒，成为真正意义上结为一体。
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让这些梦想越来越成为了幻想。
媒介技术的进步，不但未能打破这些壁垒，反而让因为地域、经济、教育等格差而产生的分层，逐步化为不同的文化圈层并且各自壮大，形成闭环，不过是更易于辨认罢了。
如果只是让生存经验迥异的人看到彼此，而非理解彼此，那么这种“看到”的结果一定不是拉近，而是疏远——不同的人难以相互认同、取得共识，更可能相互取笑、心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