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华，估计留下过不少照片，刊登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大小报纸上——可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幅。那是他4月23日抵达北京后拍摄的，画面呈众星捧月之势：以白发、白胡须的老诗人为中心，其余人物分别是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父林长民……他们的身后是密集的树丛与花盆。仅仅依靠这模糊的背景，无法确切地辨别摄于什么地点。是故宫、西山，还是北大校园?都有可能，总之是在北京吧。
出于礼貌，还是别有深意?徐志摩站在泰戈尔左首的最边上，中间隔着一袭旗袍、身材婀娜的林徽因，这三位诗人并肩联袂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树、鲜花与青藤，交相辉映。
画外音或解说词，可参考李欧梵《浪漫一代》里的语句：“许多人因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转引自费慰梅著《梁思成与林徽因》)
这段感情虽是徐志摩单方面的，已足以感染作为旁观者的泰戈尔了，他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中国的一位情圣。年轻的诗人即使在单相思，也依然喷涌出照亮夜空的岩浆与烈焰，这燃烧的激情，本身就是无字的诗篇。泰戈尔甚至比林徽因更快地读懂了(说起来有意思)。
而林徽因未尝没有读懂，并非心如止水，只不过作为传统女性，她不得不要求自己尽可能保持冷静：徐志摩是有过婚史的男人，他的浪漫令女人们着迷，他的多情又令女人们畏惧……
其实早在两年前，志摩就亲口向徽因求过婚，并表示愿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婚。“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费慰梅语)
这是善良的林徽因无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比让她爱上一个人更难。即使徐志摩真是所向无敌的情圣，也闯不过林徽因这道关的。因为这是一道林徽因自身同样无法闯过的关：她有着先天性的禁忌与顾虑。林徽因选择了那张与泰戈尔合影里的另一个人：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她后来果然成了梁启超的儿媳(1928年正式举办婚礼)。
徐志摩还是于1922年3月离婚了。梁启超作为其恩师，闻讯后特意写了封信加以谴责，劝诫志摩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志摩给恩师复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她，那是命该如此。”
泰戈尔代志摩求情时，林徽因已名花有主。因而是徒劳的。老诗人只能一声长叹而作罢。
他特意为林徽因赋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可否这么解释：蓝天隐喻志摩，绿地暗示徽因，而作者本人则在两者之间扮演了微风的角色?传情的微风，最终发出的是一声叹息。唉!?
这首诗或这个故事，使徐志摩显得更浪漫了，使林徽因显得更纯洁了，使泰戈尔显得更伟大了。也就是说，这段纯粹停留于情感与想像层面上的情史，并不至于贬低相关的各位人物，反而使之上升到艺术化的境界。诗意本身，或许比爱情更重要。因为世间的每一桩爱情，不见得都是有诗意的。更不见得都能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能拥有林徽因这样的知音或红颜知己，虽然未成眷属，也是徐志摩的幸运!?
那张照片里的泰戈尔，美髯飘拂，颇像民间传说里的老寿星(或西方的圣诞老人)。泰戈尔的六十三岁寿诞，恰巧也是在北京度过的。5月8日是泰戈尔生日，徐志摩新创办的新月社，为之主持了生日庆典，共有数百位北京各界名流前来捧场。
徐志摩真是热爱泰戈尔。泰戈尔的代表作有《新月集》，志摩就把自己的文学社以新月命名——志摩与徽因，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新月派诗人。在这次晚会上，新月社隆重上演泰戈尔的名剧《吉特拉》，颇受宾客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