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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先生即席致辞全文如下,未经资先生审阅:

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最早接到电话说到这儿领一个奖,我一直非常犹豫,不想来。不想来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惰性,觉得这事挺麻烦,很热闹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突出,我干了一些什么事值得大家对我这么关注呢?另外,这个奖是“知行奖”,我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只会坐而论道,只会讲理论。其他获奖的人做了很多艰苦的、踏踏实实的事情,我就在屋子里看点书、想到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这样就引起了关注。我为什么会在已经退休一、二十年以后,忽然暴得虚名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想到了几条理由:

一,我觉悟得比较晚。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所想的事,一百多年前的志士仁人、先辈们都已经讨论过,而且他们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但我以前只是想到的是那些先辈,比如胡适、鲁迅。现在我想到的是我的同辈、同龄人,在比较年轻时,在30、40、50年前,他们想到了很多,但他们由于先知先觉,说早了,很早就说出来了,于是乎他们就牺牲掉了,就没了。

也就是说,假如我在那个年龄,在30年前、40年前以至于50年前想到了现在所想的事,并且说出来了,也许现在我早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比如说林昭,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比我小两岁,如果我在她那个年龄有她那样的血性和胆量,我早就不存在了。今天我存在在这儿,到了这么大年龄有这么点觉悟,说了点空话,就给我这样一个空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觉悟晚了。在林昭觉悟的那个时代,我还在兢兢业业地做螺丝钉。

所以我一方面比较惭愧,一方面感觉比较幸运。说明我们社会还是有进步的,之所以说有进步,是现在有这样的空间,起码我说的这些话能够说出来,这是因为有很多在我们之前的仁人志士做出了努力、牺牲,他们不是白白牺牲的,他们的牺牲今天还看到了成果。所以在这点上,一方面我自己感到幸运,另一方面应该承认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空间,尽管这个空间还有很多限制,但至少我还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些话,还能够写一些东西。还有出版社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给我出书,出了书大家愿意读,并且读者还越来越多,我觉得这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前进,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个空间的扩大不会自然而然地扩大,而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讲,为什么我说的话总是老生常谈?我即将有一本书就叫做《老生常谈》。为什么我说的这些平淡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话,翻一翻历史的东西,为什么值得大家再三表扬我?需要反过来说,说明这个话还没有人说。有人常常跟我说,你胆子怎么那么大,这个话也敢说?说这样寻常的话需要胆量,说明我们的社会有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说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引起注意,竟然被认为是需要胆量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报告会上,主持人介绍我时说:“这位先生的特点是说真话”。我瞬间觉得很悲哀,说真话是特点,那说假话是寻常事?哪一天,这个社会说真话不是特点,那这个社会就更进步了。

另外,我一向认为我写的东西都是小众的,不会引起广大传播的,但也逐渐引起传播,这与互联网有关。同样的一句话,一篇文章,互联网时代比纸媒时代传播得更宽也更广,这是任何力量不可能扭转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人说就是两大块:一个是前工业化时代,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但现在也许人类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这个数字化时代又是在另外一个阶段,是不可阻挡的。进入工业化时代时,中国是后来的,而且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工业化进程受到很多阻力。慈禧太后造铁路不用蒸汽机还要用马拉,她觉得蒸汽机很可怕。同样,互联网与印刷术一样,都是传播的渠道,传播的可能是很不好的东西,也可能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操作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之前那么多获奖人所做的贡献,说明互联网对于社会有非常积极的推动力。

对前面几位知行者,我心里非常钦佩,我虽然自己没有行动能力,但我非常钦佩那些有行为能力,能够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去做事的人,比如王久良对于北京垃圾的摄影。下一步拍摄洋垃圾,我非常赞成。我遇到一个人,他的职业是专门把洋垃圾运到国内,我知道后心里非常难受。知道有人做垃圾摄影后,我非常欣慰,这个事需要有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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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沈志华我认识了很多年,知道他的艰苦,他做了非常好的事。而且对苏联档案的研究,对我们国家最有用处,我们最需要知道他们的历史真相,这特别宝贵。当然所有历史都需要了解真相,所以我愿意向所有刚才获奖的人致敬。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