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罐头之类的现代军事后勤手段出现前，军队后勤供应一直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
今天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数十万大军的征战都发生在高人口密度的农业区域， 而且这些数字中也包含不小的水分。冷兵器时代将大军投放到远方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古代社会没有铁路，运输大宗物资主要依靠水运，因此中国近代以前的大城市和商业中心全部依水而建， 水运繁荣的城市也为军队征伐带来了方便。如果没有水运的便利条件，数十万大军就要依靠广泛搜集区域内的各种物资来供养自己。中国如此，西方军事强国也是如。亚历山大东征时明文规定，军队在脱离河流地区时不得远离超过行军路程4 天的里程， 因为大型牲畜能够驮运供每名战士8 天食用的物资，计算回程因素，恰好是4 天。罗马军团的活动范围也不超过河流以外150 公里，他们和日耳曼人的分界线就是莱茵河。
古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受限于物资转运条件，两个相隔数千公里的文明国家，比如两汉和罗马不可能出现数十万大军鏖战的场面，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让数十万大军经过上千公里的沙漠、草原等非农业低人口密度区域。真正能远征数千里完成十万军队远征的是游牧民族，其秘密就在毫不起眼的羊身上。
游牧民族起源于最早的畜牧部落，我们今天熟悉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 世纪的喜克索斯人。他们驯化了马匹，第一次在人类战争史上应用了战车。这种军事优势让他们征服了埃及， 也让驯化马匹的技术开始流传。古代畜牧部落最常用的武器就是投石索，牧羊娃大卫击杀腓力斯巨人歌利亚用的就是这种古老的技巧，这是放牧羊群给人类带来的第一个军事上的进步。古代的畜牧部落经常是战争的挑起者，但却不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利用马匹的机动性。人类利用马匹作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马匹驯化技术和骑兵战术发展成熟后，游牧民族开始真正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游牧民族称雄于冷兵器时代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马匹，匈奴、突厥、蒙古等在历史上留下巨大阴影的游牧民族都拥有上百万马匹。但文明国家中也有同样拥有巨量的马匹，汉武帝时代的西汉一样可以出动数十万马匹远征漠北，唐朝的马匹存量最高时达七十多万，被亚历山大灭掉的波斯帝国仅一个皇家马场就有十几万的马匹存量。
拥有巨大马匹存量的汉唐等军事强权，之所以没有达到匈奴、蒙古一样远征数千里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成就，原因就在不起眼的羊身上。在中国古代将领击败游牧民族的战报里，除了斩首数字经常会出现缴获很多只羊的记载，这些可怜的羊当然很有可能成了边关将士打牙祭的美味。游牧民族的战士当然不是主动给边关将士劳军的，这些羊是他们战时的食物来源。不过这些羊主要提供的不是肉，而是奶。游牧民族的主食其实是奶食，羊肉只是过年过节和冬天不得已的选择。时至今日，羊奶制成的各色食品至今仍是草原人的主食。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的平均养殖水准是百分之二十八的牲畜出栏率，也就是说每一百只羊每年可以利用的数量是二十八只。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今天各种疫苗、兽医用药层出不穷，牧民也可以利用准确天气预报来防灾，古代游牧民族的出栏率恐怕要减半。如果以百分之十五的出栏率计算，拥有上百只羊的牧民家庭也很难保证他们可以顿顿吃羊肉。重要的是，草原游牧民族无法长时间保存肉食，在遇到雪灾、旱灾时他们也只能忍痛吃掉自己的羊。
游牧民族进攻农业民族的最佳时间就是秋季，秋高马肥正好是他们的战马最能发挥体力的好时候。在汉族等农业民族看来无法让大军通过的草原、荒漠并不能阻止携带大量羊群的游牧民族通行。正是这种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高度一致性，让游牧民族成了近两千年来各个主要文明国家的噩梦。羊群的移动速度就是游牧民族长途行军的标准速度，羊群吞食行军路线上遇到的每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然后转化为羊奶，这些羊奶制成的奶制品就是游牧民族军队的主要食物。
蒙古人远征时的肉食供应主要靠他们采集、捕获到的小动物，羊肉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肉食来源，欧洲传教士笔下的蒙古人把野味、老鼠，甚至人肉都当成是为数不多的肉食来源。很显然，如果羊肉是主要肉食来源的话，蒙古人是不会把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一般的蒙古牧民如此，落魄的蒙古贵族也是如此，成吉思汗早年和母亲一起生活时就四处采集各种小动物充当肉食，甚至因为一条鱼就杀死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根据成吉思汗早年的其他生活片段，我们知道他们家那时候也是有羊的，这只能说明一般蒙古家庭根本没有办法让羊肉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蒙古大军远征前，先依靠商人、使者、间谍传回来的情报制定详细的行军路线图，他们固然不用考虑行军路线上的人口稠密程度，但几十万匹战马、上百万的羊群每天所需要的饮用水和青草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蒙古人的西征大军中，所携带的马匹、羊群每天要吃掉方圆二十平方英里（一平方英里相当于2.6 平方公里）以上的青草，羊群吃掉的青草转化的奶食维持了他们征服活动所需的热量。羊群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粮食仓库，这些活动“干粮”决定了游牧民族行军的速度，也决定了他们的行军季节。
吐蕃和唐朝反复争夺青海、甘肃等地的战争中发生在秋天的次数最多，发生在冬天的最少。因为当时的吐蕃军队还保留着大量部族特征，在伙食上非常依赖羊群的供应。唐朝军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利用吐蕃军队转移牧场的有利时机进入争议地带，修筑堡垒、囤积物资。一旦来年吐蕃军队回返，他们面对的又将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顶住吐蕃人进攻后的唐朝军队会在争议地区大规模屯田，减少后方的供应，在唐朝和吐蕃战争中利用这点最好的就是主张“唾面自干”的娄师德。娄师德是御史文官出身，却是开荒种田的好手，他放下前程去西北战场立功，更在公元682 年赢得了对吐蕃执政家族——噶尔家族重量级成员论赞婆八战八捷的胜利。
吐蕃人如此，蒙古人也一样。蒙古人的军事行动也是秋季开头，原因也还在羊身上。
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涮羊肉传说就是忽必烈时代蒙古士兵发明的。他们有闲情逸致吃羊肉的原因在于蒙古人获取了大量的汉地粮食，改变了自己的饮食结构。元朝蒙古人家庭普遍喜欢喝羊肉汤。这个习惯甚至传到了汉族上层社会那里，元大都的汉人官僚子弟也普遍把羊肉汤当成自己的早点。到了明朝，蒙古人在内蒙古也有了不少耕地，羊肉才再一次在草原上的中上阶层风行。
本文摘自《舌尖上的战争：食物、战争、历史的奇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