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谭钰欣
重庆考古在今年冬天获得大突破！来自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消息，重庆冬笋坝遗址新发掘出28座巴文化墓葬，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对冬笋坝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后，时隔近70年后，首次对冬笋坝遗址开展科学系统考古和研究工作。
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已清理出土船棺葬4座、长方形土坑墓11座、方形土坑墓1座、砖室墓1座，时代涵盖了战国晚期、秦、西汉早期、新莽时期等几个阶段。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现场考古负责人代玉彪表示，冬笋坝是中国最早确认的巴文化遗址，“特别是其出土的以船棺葬为代表的一批战国至西汉墓葬，对探索川渝地区巴文化特征与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冬笋坝遗址发掘全景
冬笋坝遗址88号墓葬部分随葬品
古代百科全书式集群墓葬
冬笋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地处长江左岸，分布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我国最早确认的巴文化遗址，对于探讨巴蜀文化的特点、文化的发展演变及秦汉时期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策略等信息有着重要意义。
2020年9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九龙坡区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冬笋坝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
从9月至今，考古队发掘的出土器物包括铜器、陶器、 铁器、琉璃器。其中，铜器31件，含铜剑、铜矛、铜钺、铜鍪、铜釜、铜甑、铜削、钱币；陶器185件，含陶罐、陶釜、陶豆、陶甑、陶钵等；琉璃器2件，为料珠；铁器5件，含铁剑、铁削和铁锸等。考古队还清理出墓葬28座，包括土坑墓27座，砖室墓1座，土坑墓中又包括了船棺葬4座，窑址1座。
专家们表示，将对保存较好的船棺葬进行切割搬迁，预计切割搬迁船棺葬2座。
冬笋坝遗址保存最完好的88号船棺
代玉彪介绍说，“本次考古发掘清理的墓葬群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形式丰富、具有延续性，从这些特点可以发现当时墓地使用频率高，土地资源紧张，墓地不是随意分部，是有严密规划的。不同墓葬组之间有着特定关系，如：家族墓、夫妻墓。”
代玉彪认为，本次发现的墓葬涵盖了战国晚期至汉代主要的墓葬类型，“堪称这一时期百科全书式集群墓葬”。
经考证，墓葬时间是从战国晚期到秦，到西汉再到新莽时期，可以系统地反映出晚期巴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的全过程。
楠木制成的船棺曾为主人生前使用
封面新闻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大片黄色的泥土中，散布着一些深黑色的物体。近距离观察会发现它们全部带有木纹的痕迹。这就是历经数千年岁月之后，保存到现在的战国晚期巴人船棺葬。虽然船体已经在数千年的埋藏岁月里被腐蚀，但正是这些还残留在泥土中的印记，让船棺的大体形状得以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专家介绍，船棺葬是巴人的一种丧葬习俗。在成都最早出现于西周，在重庆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且目前重庆地区只在冬笋坝遗址集中出土过。
冬笋坝遗址97号船棺葬
船棺葬和其他墓葬并没有太大差别，主要体现在棺体被做成了独木舟的样子。发掘出的船棺多是将一整根楠木的三分之一切开做成棺盖，余下三分之二木头掏空留底，做成棺体。
“这些船棺，并不是专门订制而成，它们应该都是墓主人生前捕鱼所使用过的船只。”指着不远处的长江，代玉彪介绍道，“有船棺的地方一般都靠近大江大河，可能说明这里的居民亲水。”
当前开展科学系统考古工作
据了解，1954年、1955年、1957年，西南博物院（现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对冬笋坝遗址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战国至汉代墓葬81座，墓葬形制较为多样，其中以船棺葬最具特点，遗址整体呈现出墓葬数量较多，分布规律性较强，墓葬形制及出土随葬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点。
但由于时代局限性造成的理念和技术条件的不足，上世纪50年代的考古工作没有从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等方面提取遗存信息，也没有从更大的范围内对遗址的功能进行考察。如：仅判定船棺葬为长条形土坑墓；对文物的研究仅限于物品本身；在文物保护方面，多是出土后实验室保存，不利于文物的保护留存。
冬笋坝遗址88号墓葬出土铜钺
本次考古工作在原先的基础上，运用科技手段，更严谨地进行发掘。目前项目组配置有图形工作站、笔记本电脑、多旋翼无人机、RTK、全站仪、数码相机、浮选设备等。通过整理历史文献、研判历史航片、卫星影像、开展考古调查、勘探、试掘等工作，正确确认区域分部。
冬笋坝遗址墓葬清理工作
考古队还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动植物考古实验室、科技考古实验室、数字影像考古实验室，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北京拓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工作联络机制，为出土遗存的年代测定、类别鉴定、数字测绘等提供科研保障，对发掘出的文物采取立即保护。
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后，首次对冬笋坝遗址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和研究工作。
未来不局限于墓地研究
截至目前，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卫星航片判读、口述史调查、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
冬笋坝遗址周边环境
冬笋坝遗址98、99号墓葬
“随着时代的发展，本次考古的重点将不再局限于研究文物本身，更多的是通过文物研究当时居民的生活状态、文化等情况，是对当时历史文化资料的珍贵补充，有利于后人对那段时期历史的研究。”代玉彪讲解道，“通过本次出土的陶罐、陶釜、陶豆、陶甑、陶钵及残留物，可以很好地研究当时巴人的衣食住行；通过墓中出土的剑、矛、钺等兵器，能体现出巴人全民皆兵的状况；通过陪葬品中铜制武器、炊具、容器以及饰品的数量，也能分辨出墓主人身份的高低。”
据了解，本次考古工作，注重科技考古手段的综合应用，强化出土文物的预防性保护，补充和完善了遗址既往发掘中存在的资料缺失，进一步明晰了遗址船棺葬遗存的文化属性，同时推动“考古中国”巴蜀文化进程研究立项。
代玉彪表示，未来的冬笋坝考古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对墓地进行发掘研究，尝试利用聚落考古手段对遗址分布范围内做功能划分，寻找是否有与墓葬区对应的居址、祭祀类遗存分布。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食物来源及构成进行分析，以期获取其生业模式等方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