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否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清.王夫之《宋论》
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史学家颇为头痛的问题，皆因治史有两个毛病，一是“以已度人”；二是“以今度古”。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话语意境来改变既往历史的记叙，这样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亦是对后人的不负责。因此，保护和捍卫历史的真实就非常重要了，这既是治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他们的价值体现所在。
历史必须求实存真，离开实和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过一句话：“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不允许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事，也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性必须有可靠的材料论证。
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也认为“真实性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命根子”，因为“如果没有真实性，那就不是育人，是骗人，自然更谈不上资政”。此观点在《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得到充分的论证。
《走出中国近代史》是章开沅先生的新书，本书收录了章先生历年随笔、演讲稿，或考订史实，或品评文章，或吟咏抒怀，或经世论道，由“读书与做人”作为开篇，以“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为终章，所谈内容见解独特且深刻，令人读之有豁然开朗之感。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史记》之前，他翻遍了所有的能接触到的书，亦曾踏遍中国的山川大河，更是深入民间记录百家之言，最后才开始起笔书写。司马迁的著书历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只是读史书，还要熟读天文、历法，博古通今，最终“成一家之言”，这从《史记》中便能看得出来。当下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全才，但对历史学家却不能不提出这个要求，皆因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它涉及多方多面，并非只专于某一学科便能将真实的历史考证出来。
然而，知识渊博或者说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都读懂了，是否就能成为历史学家呢？倒也未必，因为这又涉及到一个“史德”的问题。
章开沅先生在书中呼唤：“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因为近些年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史学的自我迷失正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自我迷失，是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即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达不到史学与史学家所要求的标准，那么，对史学的考据论证必定会大打折扣，甚至为了利益不惜剽窃他人成果。剽窃成书，使得史学作品精品难出，赝著充塞，这是章先生最为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章先生更是高呼“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寻史求真，质问史魂，关注现实，《走出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文章都是章开沅先生的点晴之作，他对社会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对世俗弊端的鞭挞以及对后辈的谆谆教诲和期望都尽在此书中。而最令人感动的是，章先生九十多岁高龄了，仍然在教书育人，他在书中有一段话更是让人热泪盈眶：
“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保护史学的真实，即使史学暂时受到冷落，我们亦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良知，这便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最真实写照吧。
走出中国近代史，我们走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