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93年川蜀地区王小波、李顺率人揭竿而起，叛乱迅速蔓延参加者众多。此时北宋刚刚统一中原，防御重心北移的宋太宗措手不及差点丢掉整个四川。后世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常常将原因归咎于宋王朝沉重的税赋。鲜为人知的是整场叛乱导火索居然是由当地官吏操纵货币汇率引起的。
一、隐患
五代十国乱世中蜀地可谓独善其身，在孟氏后蜀小王朝的治理下欣欣向荣。由此孟氏在当地颇得民心，《邵氏见闻录》记载皇帝孟昶被宋军俘虏后：
“国人哭送之。”
如此感人的场景对宋朝来说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正确做法应该是立刻施以恩惠努力收拢人心。
然而赵匡胤显然没当回事，更糟糕的是重文抑武的国策此时刚刚开始执行。宋军将领王全斌灭蜀后为自保，屠杀俘虏不说还纵兵大肆抢掠搞得天怒人怨。如此过分的行为甚至被远在千里外的朝廷众臣群起攻之。《宋史》评价称：
“而乃违戾约束，敛万民之怨嗟。”
鲜明的对比让蜀地民众对宋朝产生了心理隔阂，这为后来的统治埋下了隐患。除了感情因素孟氏皇族的经济架构也并非完美无缺。蜀地自唐末以来没有遭遇大型战乱，在其他地区早已绝迹的门阀体系相当程度上仍被保留了下来。
隋唐关陇门阀
具体表现就是当时四川特有的“旁户”现象。从经济关系上讲“旁户”大致相当于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受雇于地主。但比起佃农他们的地位要低很多，几乎属于卖身为奴。《宋史》记载：
“川陕豪民多旁户，使之为奴隶。”
经济较为宽松时这些人或许能活下去，可只要大环境稍有风吹草动，旁户们是没有抗风险能力的。以上大概就是宋朝接手四川时的情况，隐患重重、人心不稳，但非常富裕。不管怎么说蜀地的基本盘还是好的，孟氏统治了30年很稳定，宋朝只要不折腾自然也不会出问题。很可惜，无论宋太祖还是宋太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君主。
二、货币隔离区
消灭蜀后赵匡胤很快着手开始办两件大事：将蜀地大小府库全部搬空。建立专用铁钱的货币特区。第一件事很好理解，宋朝为了统一中原四处打仗，还要花大力气防备辽国。
用钱如流水，南方割据小朝廷这么富裕不把大头分摊掉说不过去吧？第二件事其实和第一件事有很大联系，宋朝虽然搬空了四川府库，但运走的几乎都是贵重物品。根据《宋史》记载从蜀地运走的东西被分为两类，即“重货”和“轻货”。重货大致包括金银、铜币、珠宝等。
- 轻货则是丝绸、绢布这些高价商品。这里我们要明确概念，什么是财富？传统上大家认为黄金白银是财富，是硬通货。但如果再思考的深入些，金银珠宝不能吃也不能穿，要这些有什么用？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最早交易是以物易物的，后来随着商业发展为了方便才将部分高价品分离出来充当货币。
我们日常所需，例如粮食、衣服等才是真正的财富，金银珠宝不过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而已。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宋太宗并非对蜀地进行竭泽而渔式掠夺。丝绸、绢布等日用品的损失确实是民众财富的缩水。
但将金银珠宝和铜币从蜀地运走，当地民众的粮食、衣服减少了吗？不能吃不能穿的财宝最终在外地花掉，实际上是其他地区共同分担了宋朝的财务支出。赵匡胤的手段当然不仅于此，接下来朝廷开始在四川大量发行铁钱。
现存宋代铁钱
废除原有的货币制造全新的货币，铁又是相对廉价的物资。相当于朝廷可以无限制发行货币，到此为止才是对蜀地财富的正式转移。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如此行径确实算不上爱民，可为什么有同样遭遇的江南地区能够承受，蜀地却爆发了大规模叛乱？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件事，建立货币特区。中国铜矿资源相对匮乏，古代技术下能够开采的露天铜矿更是少之又少。
随着经济发展货币流通需求不断增加，每年投放市场的钱愈发不够，即所谓的“钱荒”现象。宋朝民众隔三岔五发现整个城市找不到一个铜板，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货币本来就少，偏偏宋朝又是当时无可争议的最先进生产国。优质的产品让宋朝铜钱特别保值，每年都有海量货币流往境外。
怎么办？为了阻止钱币外流赵匡胤搞起了金融管制。《宋史》记载：
“边内属戎人，多妾货棉于秦、阶州易换。”
四川和西南大量部族交往密切说是重灾区也不为过，朝廷当然要重点关照你。皇帝要求：
“禁钱出塞”。
可是蜀地地形复杂险要，派人在边境巡逻漏洞又太多。可行的办法是让四川自己放弃铜钱，铁反正不缺，和西南做生意都用铁钱好了。
三、漏洞
金融管制的设想没有问题，但实操起来可以运作的空间就太多了。《宋史》记载自开宝年间：
“禁铜钱入两川。”
断了源头还要处理存货，所以税收：
“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
按照赵匡胤的想法长此以往蜀地的铜存量慢慢就会消耗殆尽，可是当地官员却发现了漏洞。物以稀为贵，铜越来越少也意味着越来越值钱。
货币升值
我在《宋史》中找到了当时转运副使张谔请求向西南部族购买铜的上疏。他提出的比价是“斤给铁钱千”，朝廷的批复是“斤给铁钱五百”。
这间接证明了皇帝对两种货币汇率的认识还停留在固定汇率上，或者至少没有意识到铜钱升值幅度到底有多大！民众觉得税收实在太高了，上交10%铜钱的负担甚至比凑齐90%的铁钱还要重。
朝廷觉得税收不高，90%的铁钱只能在蜀地花，10%的铜钱出了四川又不值钱。所以中间的差价到底让谁赚走了？金融管制下铜在蜀地必然成为坐等升值的硬通货，谁手里持有铜谁就赚到了差价。
现存宋代铜钱
普通人家里如果存了几贯铜钱，最早或许就够吃几顿饱饭。过段时间搞不好能够买些家具，再等等说不定置田置产都有希望了。
如果当地官吏奉公守法及时上报，皇帝了解情况后必然会明白四川铜钱已竭，策略也会相应调整。但要是他们心存贪念情况就很糟糕了。蜀地没有铜，利润驱使下外界商贩必然冒着巨大的风险运铜入境。
《宋史》记载：
“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宋朝对货币管制之严格动辄死罪，商人要提供足够整个蜀地上交税赋的铜可见流入量多么巨大！如此惊人的手笔没有官吏配合掩护，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宋太宗对贪官污吏惩治极其严格，蜀地这等行径皇帝也并非全然不知。
古代官员巡查制度
据《续资治通鉴》和《太平治迹统类》记载，朝廷派出的钦差多次报告当地官吏触目惊心的不法之举。先后受到惩治者有百人之多，真正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的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为此宋太宗还将这位小官作为守法廉政的榜样大肆宣传。
事实证明所谓钦差水平也不怎么高，齐振元盘剥害民登峰造极只是手段比较隐秘。官吏的贪婪若仅止于此民众还勉强能够承受，真正点燃导火索将矛盾彻底激化的是聂咏、范祥二人。他们当时官职分别是转运副使和转运判官，《宋史》记载两人竟然上疏：
“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
我们以上文铜钱、铁钱1：14的兑换比例参照建立简单模型，假设宋朝每年每人的税收是100元。第一年民众实交230元。第二年民众实交360元。第三年民众实交490元。以此类推，到第十年民众实交1400元。朝廷永远只收到100元，翻了14倍的税赋聂咏、范祥就能自行瓜分。
利用皇帝对蜀地金融信息了解的匮乏，人为操纵货币汇率敛财！史书上虽然将两人定为首恶，但参与者绝不止于此。宋朝还是有清官的，益州知州辛仲甫直接将情况面呈宋太宗，内臣吴承勋奉旨负责调查此案。结果呢？《宋史》记载：
“集诸县令、佐问之，多潜持两端，莫敢正言。”
虽然整个蜀地官吏上下隐瞒，但辛仲甫十分厉害最终协助钦差查清真相。聂咏、范祥两人被下了诏狱，但已经来不及了。当地民众走投无路，所谓：
“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
矛盾被彻底激化，王小波、李顺率众揭竿而起，大家群起响应！
朝廷榜样齐振元被抓后民众将其剥皮，掏出心肝五脏塞入铜钱，让他提前几百年享受了朱元璋的手段。其他官吏奸商多有被杀，《梦溪笔谈》提到叛军：
“悉召乡里富人大姓。”
这场震撼天下的叛乱最终还是被平息了下去。宋太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要求各地官员自省，颁布《戒石铭》曰：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接下来就是整个朝野的自我反思，大臣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大力整顿吏治。满目疮痍的蜀地很快迎来了有名的清官张咏，名字或许大家不熟悉，但他的典故天下皆知。早年张咏出任崇阳县令，《鹤林玉露》记载其偶然发现某名小吏从库房中偷了一个铜板。
他勃然大怒下令杖责，小吏不服：“一个铜板而已，你能杀了我吗”？张咏立刻将此人推出去斩首，并判曰：
“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他至蜀地上任后形势很快好转，随后百年内四川成了宋朝最可靠的后勤基地。由此可见古代民众的要求其实非常低，无非是能够过活而已。历朝王朝皆有贪官，但像聂咏、范祥如此过分的也是相当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