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一个国家伤害有多大？短命王朝西晋的迅速消亡早已言明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祚仅仅51 年。有人说西晋处在多事之秋，先有“八王之乱”，后有“永嘉之乱”，还有五胡内迁和流民起义，社会转型期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它的灭亡。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很多矛盾都是源于西晋的腐败。

西晋建立之初出现了“太康之治”，与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以及明初的“洪武之治”齐名，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

西晋的开国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虽然在雄才大比不上他祖父司马懿、叔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但也是一位想干出一番事业的皇帝，他当上皇帝后曾制定了五条基本国策：“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核心就是休养生息、爱护百姓、发展生产，他下诏释放奴婢，把他们组织起来代替士兵军屯，同时整治军队贪腐、要求百官廉洁、减少赋役课丁、推崇节俭等。由于政策得力，数十年来因战乱而大损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农业生产上升，国家赋税充裕，人口也快速增加。在内政上司马炎也很有一套，他总结前代治政的得失，在中央不断加强尚书省的建设，在尚书省内设置六部，将朝廷的各项主要职能细分为 35 个曹，分别由六部执掌，直接听命于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充实完善中书省、门下省，搭建起“三省六部制”的治理架构。司马炎称帝时蜀汉已经灭亡了，他没有藐视原来的蜀汉官员，而是从他们中间选拔出一批人继续在晋朝为官，《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蜀汉官员，入晋后继续为官并受到重用，这些措施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过渡。

司马炎还注重法制建设，他组织人员精心编纂了一部《泰始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分为 20篇、620 条，涉及社会生活与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与前代律令相比，刑罚有所减轻，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开创基业是件艰难的事，司马炎也深知“艰苦奋斗”的道理，早期他曾力倡节俭、反对奢侈。有一次患病初愈，按礼制大臣要来朝贺，有些大臣朝贺时还带来了礼物，司马炎不收，并下令今后不许再这么做。还有一次，一位太医得到了一件精美无比的雉头裘，觉得只有天子才能享用，于是献给了他，司马炎不但不收而且很生气，下令当众将这件名贵的衣物焚烧在殿前，说今后有人再向皇帝送礼就要治罪。

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搜史君认为如果司马炎始终保持这种作风，想必西晋朝野上下必定是一番“风清气正”的氛围。但司马炎却没能保持住，灭掉孙吴后国家实现了统一，从那时起司马炎就慢慢骄傲自满起来，以前那些规定也开始松动了，《晋书》 记载：“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使后拣择。”为了自己选后宫连民间嫁娶都要禁止一下，仅这一条司马炎就可以归入暴君的行列了。灭吴后，司马炎“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致使“掖庭殆将万人”，后宫佳丽太多，司马炎晚上都不知道该去何处就寝，于是就坐上拉羊的车子，车停在了哪里就在哪个妃嫔处就寝，结果引来了一段著名的“羊车望幸”的典故。

好榜样产生正能量，坏榜样就有坏结果。有了司马炎这个“表率”，西晋上层社会迅速弥漫起一股奢靡之风。

侍中石崇“后房百数”，大将苟晞“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大臣们平时的吃穿用度越来越讲究，西晋开国元老之一的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他吃一顿饭要花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助也“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二万钱为限”。司马炎有个女婿叫王济，官至骁骑将军，司马炎曾到他的宅邸，看到“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司马炎吃了个“蒸肫”，类似于清蒸猪蹄，觉得味道“甚美”，问是怎么做出，回答说“以人乳蒸之”。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述，这个王济还拿人乳喂猪，以使猪肉更鲜美这些上层社会的人不仅关起门在家里享乐还互相斗富比阔，以获取虚荣心的满足。王济在京城洛阳的黄金地段买了块地，建了个射马场，用铜钱铺地，时人称其为“金沟”。

这种赤裸裸的炫富行为引得另一位“土豪”不满，此人名叫王恺，深得司马炎的宠信，也更有钱。为打击王济的气焰，王恺用一头叫“八百里驳”的名牛跟他打赌，看谁能射中这头牛，赌注是 1000 万钱，王恺自以为箭法好，就让王济先射，没想到王济那一天超常发挥，一箭就把这头牛射倒了。

最有名的斗富故事发生在王恺与石崇之间，王恺家用糖水洗锅，石崇便让家里人把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件长达 40里的丝步障，石崇立即让人做件 50 里长的锦步障；王恺家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当时算名贵物资的花椒涂墙。

这些无聊的事司马炎全知道，不仅不制止，反而暗中帮王恺的忙，悄悄给了他一株 2尺高的珊瑚树。王恺拿着这个宝贝向石崇炫耀，谁知石崇挥起如意就把它打碎了，王恺正心疼之际，石崇微微一笑，命人拿来六七株珊瑚树，每株都有三四尺高，让王恺随便挑一株，王恺彻底被打击，“恍然自失”。

追求享乐离不开钱，奢靡之风下必然导致拜金主义，这种风气一经产生就会从上层社会刮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与历代王朝相比，西晋不仅是最奢靡的王朝，也是拜金主义最盛行的王朝。王戎不是普通的官僚，他官做得很大，先后担任过吏部尚书、太子太傅、司徒等要职，但他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算名士吧。他既然能跟嵇康、阮籍这些人聊得来，应该属于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但《晋书》记载他“积财聚钱，不知纪极”，不仅爱财如命，而且很抠门，《世说新语》说他常与夫人拿着象牙筹计算自己有多少财产，日夜不辍、乐在其中，人称“钱癖”。王戎有个女儿出嫁后曾向娘家“贷钱数万”，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还，女儿回娘家，“戎色不悦”，女儿知道父亲爱财如命，马上回家取钱，王戎“乃欢”。

钱能通神、钱就是一切，这种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在西晋十分盛行，金钱的地位在这个社会里被抬到了空前高度，从高官贵族到普通百姓都为钱所累、所困、所役。

“军无财，士不来；无赏，士不往”，这本是曹操注释《孙子兵法》时写下一段话，但在西晋社会却更加流行起来，当时还流传着一则谚语，叫做“钱无耳，可使鬼”，意思是有钱连鬼神都能驱使。对这种拜金主义现象，时人鲁褒写了篇《钱神论》加以讽刺，他用 4 句话来概括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向钱看”的现象：

“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

鲁褒说，大家都把钱当成了“神物”，因为钱这种东西能量实在太大了，有了它“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拿钱来解决，即所谓“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对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太仆刘毅、御史中丞傅咸等少数有远见的官员感到忧虑，多次上疏司马炎要求整顿社会风气，改变奢靡之风和拜金主义盛行的局面。

傅咸在谏疏中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他觉得对各种错误的社会风气如不加以制止，必然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司马炎认为这些都算不上大事，顶多是小节，不必大惊小怪，因而未予重视。

贪图享乐、竞相攀比以至拜金主义盛行成为西晋社会风气的主要特征，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文学的时代风格，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阐述各种文学作品应具备的风格与追求，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个观点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借用，认为西晋文学作品总的特征就是“绮靡”，即偏重于形式美，注重辞藻华丽而忽视了作品的内容和意义。

西晋社会上的不正风气还体现在选人用人上，经过曹魏一朝的不断“改造”和本朝的继续发展，曹操当年在 《求才令》中强调的“唯才是举”已被门阀制度和用人唯亲所替代，强调门第和出身的九品中正制逐渐固化，名义上有中正官的评议和选拔，但中正官很难秉持公正，结果出现了“你关照我、我关照你”的局面，官员晋升靠的不再是才能和业绩而是出身和门路，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愿意在前者多下功夫，而是想办法去投机钻营。

刘毅在上疏劝谏司马炎时也谈到了这种现象，他将其总结为“八损”，其中指出：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

这种选人用人的不公，造成了“劣币逐良币”的现象，为那些以权谋私、结党钻营的人制造了机会，刘毅抨击当时的官场：“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刘毅还批评司马炎：“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司马炎曾带头搞过买官卖官的事，并将卖官得来的钱存入自己的“小金库”。时人王沈在《释时论》中也说“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反映的也是买官卖官的情景，这一幕与东汉末年汉灵帝西园卖官何其相似。

所以，搜史君认为当司马炎问刘毅自己可以与汉代哪位皇帝相比时，刘毅不客气地说可比汉灵帝。跑官、买官不仅费神、费力而且更费钱，所以一旦官位到手这些人就会加倍地设法补偿回来，有的大肆搜刮，有的恃强凌弱、鱼肉百姓，石崇早年曾任荆州刺史，《晋书》说他“劫夺杀人，以致巨富”，又说王戎利用职权“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那些平时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人，不搞贪污腐败哪来那么多的财富？

当时有个叫袁毅的县令，官虽不大但能量却不小，他大肆贪污，《晋书》记载他“交通货赂，大兴刑狱”，他还四处行贿，对受贿者的喜好进行了专门研究，比如王恺喜欢马，袁毅就搜罗来名马送给他，袁毅行贿的对象包括了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被认为是当时少数的“清官”之一。

山涛时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一个小小的县令如何搭上他这么高的官员呢？

原来，袁毅是曹魏时期名臣卢毓的女婿，卢氏进入西晋后仍是名门望族，除此之外袁毅还与时任光禄大夫的华廙是连襟，势力盘根错节，所以才能手眼通天，才敢为所欲为。

西晋王朝建立没多久就失去了最初的光芒，变得越来越腐朽，处处透出一股霉烂的气息，不仅上层社会如此，普通阶层也竞相比富比奢、追求金钱，傅咸说：“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价值观的错位导致整个社会进取心的不足，后人评价魏晋士人多“任诞”，指其尚空谈、做少实事，又说当时的一些名士多有服药、饮酒的习惯，这些习气、风尚与当时“绮靡”的文风一样，都是整个社会不良风气的共同写照。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在奢靡之风下，大量由普通百姓辛苦创造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并浪费，织一条几十里长的锦障有什么实用价值？

只为逞一时之兴就要耗费成百上千的人日夜去劳动，这种斗富比阔其实是社会财富的破坏性竞赛。一顿饭吃几万钱，真正吃掉的远没有浪费的多，大家都来这么干，就会造成社会供给的不足，更多的人则缺衣少穿，傅咸就此评论说：“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选人用人的不公、腐败现象的蔓延又更加激化起社会的矛盾，挑战着王朝的权威与合法性，贩夫走卒们虽然也羡慕吃喝享乐、荣华富贵，但他们更明白一些人平白无故地享有这些显然是不公的，他们也许没有大声疾呼，但肯定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还有那些寒门士子，门阀阻道、选人不公断送了大多数人的晋升之路，在追求无望的情况下，一定不会真心地去拥抱这个王朝。当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才开创了晋朝的基业。在那场政变中，论绝对实力司马氏比他的对手弱得多，但司马懿父子多年隐忍、奋力一击，不仅成功地夺取了权力而且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究其原因，还是民心在思变，曹魏建国以后，持续不断的战争、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成不变的用人格局和执政者一再瞎折腾，让百姓和大部分官员对其产生了厌烦，他们用脚默默地为司马氏投了一票。但仅仅过了几十年之前的那一幕就又重演了，只是这一次由“弃曹”变成了“弃晋”。西晋王朝虽然短暂却充满了杀戮，有人将其称为“血色王朝”，政变、接二连三的动乱、对内对外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歇过，所谓“太康之治”仅仅是昙花一现。

魏晋禅代，使西晋成为一个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洗礼而建立的王朝，这是西晋的幸运，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不幸与不足。

这是统治者居安思危的意识的减弱，而司马炎不把追求享乐当成大问题，视社会上弥漫的拜金主义为不见，是没有意识到它们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会助长腐败现象，最后让统治者失去民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西晋王朝只走过 51年便“盛年而逝”，为这句话做了一条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