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银昕
2020年是圆明园罹难160周年，罹难纪念日所在的10月刚刚过去，国家文物局就在11月上旬以回应人大代表“重建圆明园”提议的方式否认了近期内复建圆明园的计划，称“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应慎重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为多年来圆明园重建之争暂时画上了句号。
罹难160年后，当今圆明园面临的问题，远比一个“该不该重建”的二元制争论复杂得多。
“在我的记忆中，圆明园重建的问题出现过四次集中争论，国家文物局的答复使第四次争论告一段落。”在圆明园管理处工作的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对《法人》记者回忆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争论就已上演，“当时‘复建派’的声势比‘废墟派’大，很多真正懂圆明园的学者影响力还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二次争论高潮发生时，“复建派”力量式微，“废墟派”逐渐与之势均力敌，“真正懂圆明园的专家相继退出舞台，不懂圆明园的人开始总拿‘勿忘国耻’说事儿。”刘阳说。第三次争论高潮发生在21世纪初，彼时“复建派”已经完全落入下风；至于刚刚结束的第四次争论高潮，更是以国家文物局的这份回复宣告了“废墟派”的完胜。
在争论中，“废墟派”的基本观点永远是“勿忘国耻”，“重建派”的基本观点永远是“展现辉煌”，“基本没什么新意，就这八个字，争来争去。”刘阳说。
挖出了宝贝，却不知如何保护和展示
毕业于西北大学的张中华于2013年加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2015年以来，如园、大宫门、舍卫城、紫碧山房和西洋楼景区的系统性考古挖掘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张中华告诉《法人》记者，就在两派争论不休的几十年间，圆明园内的考古工作始终在进行。
国家文物局在回复中称，下一步将督促北京市文物局抓紧推进大宫门、紫碧山房、如园、舍卫城等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出版和遗址保护利用。这意味着，张中华的工作将更繁重。
在考古中，当年圆明园里的细节设计之精巧让张中华叹为观止。
以如园为例，造园者的本意是在圆明园内再造一个南京的瞻园，张中华发现如园比瞻园更精巧：“在如园里每走两步就会遇见一个景物，逛如园永远不会厌倦。”此外，他发现造园者对建筑的坚固性有近乎苛刻的追求，“所有建筑都用三合土来铺设基础位置上的垫层，三合土不仅用石灰粉、粘土和砂这三样按比例配比，还要拿糯米浇灌一次才能使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有些建筑基座上有密密麻麻的桩孔，推测是用桩子加固了。”
除了发现建筑地基，张中华也会挖到瓷器或其它物件的碎片。有数字统计称，从1996至2017年间，圆明园仅在完成发掘的5万平方米内就出土了5万多件（片）文物，平均每平米内就有一件（片）文物。
露出的建筑基座和其他园林遗存如何展示，挖出的文物残片又如何展览？“我们只负责挖掘，挖出的可移动文物（物件残片）和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基座和园林山石遗存）都交给圆明园管理处，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张中华告诉记者，在考古学界中，考古挖掘和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是两个行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前者，后者则交给圆明园管理处。
而已完成考古的遗址如何保护和展示，正是让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头疼的问题。
▲2004年完成考古挖掘的皇家养鱼池
刘阳告诉记者，挖出的遗址很多只剩夯土，如果不在原址上复建建筑，夯土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很快就会面目全非，“我认为遗址不应只展示给我们这一代人，而是应该让代代人都能见到，夯土显然是很难保护那么久的。”至于瓷器等物件残片，最理想的方式是摆放在一个面积够大的展览馆中对外展示，但现位于西洋楼景区内的圆明园展览馆规模太小，完全不够用。“不让复建建筑，也不让建展览馆，这两个禁令对圆明园遗址的展示和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刘阳说。
对夯土的保护历来都是疑难问题。北京建筑大学硕士生导师贺鼎告诉《法人》记者，世界上很多土遗址是在隔离罩中对外展示的，但如果在夯土上大面积使用隔离罩，就会破坏圆明园的园林景观。
“我也认为隔离罩不可取。圆明园是园林，不是墓穴，我们不能像西安兵马俑那样用一个罩子把土遗址罩起来了事。”刘阳并不是观点鲜明的“复建派”，他的主张是有选择地部分复建一些建筑，这也是圆明园管理处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考虑。“一旦有部分建筑复建了，可以利用外部空间对游人展示当年的辉煌景象和艺术成就，而内部空间就可以用作展厅来展示这些年来出土的文物，也可以用作圆明园管理处的办公场地，毕竟管理处的办公空间一直很紧张。”在刘阳看来，部分复建一些建筑，对圆明园来说是“一举三得”。
然而，只要与“重建圆明园”五个字联系起来，这类工程瞬间就会引发群论汹涌，这使圆明园管理处寸步难行。“一旦‘重建圆明园’这五个字出现，‘废墟派’肯定会吵翻天，出于谨慎，上级部门肯定不会批准。”刘阳告诉记者，圆明园是“一点就着”的舆论火药桶，为了“不出事儿”，维持现状是多方博弈的无奈结果。
▲湖对岸是未被考古发掘过的“茜园”
数字还原圆明园是否可行？
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近年来一直在带领一个团队，对圆明园遗址进行数字化的复原工作。80余位专业人员利用10000余件历史档案、4000幅复原设计图纸和2000座数字建筑模型，将“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大部分都还原了出来，甚至将建筑内部的陈设和细部也复原了。数字圆明园的团队称，已还原的景点逼真度都超过了85%。
数字化还原也是国家文物局在回复中所称的下一阶段重要任务：支持北京市人民政府加强圆明园文化价值传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
抛开应否复建的巨大争议，在现有遗址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复原，似乎是目前最可行的解决方法。郭黛姮本人此前也对媒体表示，她不是复建派，她认为圆明园在近代历史遭到的破坏不应被忘却，她不支持在原遗址上复建建筑。
但是，数字圆明园的诸多成果并没有特别受到圆明园管理处的认可。刘阳告诉《法人》记者，数字化重建圆明园，目前欠缺的不是技术，而是资料，这些资料必须通过系统性考古挖掘得来，而不能通过清宫档案的图纸得来。在已经完成的考古挖掘中，档案图纸中的某些细节和现场情况有出入，肯定要以现场情况为准，单纯依照档案图纸来还原，难免会有错误。”
目前，圆明园的考古工作与数字复原工作并没有形成对接，而是各干各的。张中华告诉《法人》记者，郭黛姮的团队工作重心是位于地表以上的古建筑部分，而他的工作则专注于地下遗址的研究，这两个行当之间，目前的结合是不够的。
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三座园林构成，统称“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五十余处景观，目前已经进行过系统性考古挖掘的只有不到二十处。这就意味着，即便考古工作可以与数字复原工作对接，数字复原也需要在对每一处景观都进行过系统性考古发掘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较高的真实度。
显然，这背后又是极大的工作量和极长的时间成本。
当前不是讨论应否重建的最佳时机
《法人》记者了解到，早在世纪之交之时，有关部门曾对圆明园建筑的复原留出了10%的“额度”。 在2000年被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总体规划》中，有这样一句话：恢复建筑面积总量控制在古建筑遗址总面积的10%以内。
然而，这10%应认定为建筑面积还是占地面积，说法又不一致。刘阳告诉记者，最终圆明园并没按照这10%的比例去使用这个“额度”。“迫于舆论压力，我们一分一厘都不敢动。”《法人》记者了解到，从2000年至今，只有长春园大宫门一处建筑被按原样复建，为的是给从长春园宫门处进入圆明园的游人提供一个入口。
罹难160年，当前圆明园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该不该重建”的二选一问题复杂得多。
作为满清王朝的重要离宫，圆明园在雍正至咸丰年间一直是清代宫廷实质上的政治中心，皇帝在圆明园办公的时间远多于紫禁城。但由于圆明园的实体被严重毁坏，而紫禁城基本保护完好，不少影视作品讲述清朝故事时还将主要场景设定为紫禁城，这严重违背历史事实，误导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清史的认知。
另一个尴尬的问题是，虽然圆明园知名度较高，但绝大多数人不具备对圆明园准确而完整的认知。由于大水法、远瀛观所在的西洋楼景区残存的乱石景象视觉冲击力更强，保存也相对完整，圆明园习惯以西洋楼景区的面貌示人，但实际上，西洋楼景区只占圆明园总占地面积的2%，其余98%的汉式木结构建筑和中式园林才是圆明园的主体。
▲世人皆知的西洋楼景区实际只占圆明园总占地面积的2%
刘阳对这个问题很无奈，“大多数人一进园子就直奔西洋楼，对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十分漠然，甚至把西洋楼景区等同于圆明园了，这种错误的认知已经传了好几代。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再不对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进行复原，这种错误会代代相传。”
▲圆明园主体的中式园林部分，地面上几乎没有留存任何建筑遗迹
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遗址的现状是，地基被深埋在地面以下，地面以上的建筑和园林遗存约等于零，远远无法给游人如西洋楼景区一般的视觉冲击。为了不让“西洋楼等于整个圆明园”的错误认知继续扩散，向公众普及和传播完整的圆明园认知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如果有部分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被复建了，对公众的认知会有很重要的修正作用。”刘阳说。
▲圆明园空旷的中式园林部分，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盛景
其实，即便复建，也有各种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圆明园四十景中，不少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样貌不同，该具体还原哪个时期的样貌，又会引发一场争论。若乾隆时期的“上下天光”与道咸时期的“慈云普护”共同被复建，游人能否接受这样一场“穿越”？
贺鼎告诉《法人》记者，近年来西方对古建筑遗址的保护原则和理论广泛地传播至我国，强调古建筑修复的“可逆性”。所谓“可逆性”是指将新建部分完全拆除后，遗址还能恢复成此前的样貌，以木结构为主的汉式建筑能否遵照这一原则?
“当前并不是讨论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最佳时机。当务之急是让大家对圆明园有全面的了解，剔除错误的认知，让更多的人懂圆明园。这个目标完成了，再谈要不要复建，该如何选择性地复建，才更有意义。”刘阳悲观地认为，“复建派”越来越式微，重建圆明园已遥不可期，一个真实完整的圆明园会离公众越来越远。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用在文物遗址上似乎也成立。贺鼎告诉记者，对圆明园的态度其实是当前社会意识形态对过去那段历史的态度，“废墟派”毫无疑问占了上风，保持原貌是当前博弈的结果，但以后则未必。“当国家继续变得富强，在不忘却历史的前提下，我们对那段被侵略的历史更加释然，更愿意展现过去曾达到的艺术高度，圆明园重建就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贺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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