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本为我国独有。
中国被称为“China”，即瓷器，便是最好的例证。
明末清初之际，瓷器曾大量外销西方世界。传统技艺加上对高岭土的利用，使得我国生产的瓷器如同今日的高端奢侈品一般风靡世界，引领世界时尚潮流。
大量的瓷器出口，导致美洲白银流水般从欧洲人的口袋流入中国境内。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
但到了清朝末年，创造巨额财富的瓷器竟然一落千丈，我国从瓷器出口国沦为进口国，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令人为之疯狂的中国瓷器
世人皆知，欧洲人眼中香料珍贵如黄金，但却少有人知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疯狂痴迷。
好望角的跨越开启了中欧海上贸易，我们无法统计早期瓷器贸易确切数字，但贸易量绝对是惊人的。
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以后，整个欧洲为之倾倒，上至国王下到平民百姓，全都将之视为奇珍，并以拥有中国瓷器作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认为这些瓷器有超自然的魔力。
一些欧洲人甚至认为，在中国瓷器里盛放毒药，瓷器会开裂，因而可以用来验毒。
另外一些欧洲人则认为使用中国瓷器能够唤醒消失的灵魂。
当下收藏界炒得火热的克拉克瓷便是由于中欧海上贸易而得名的。克拉克是当时荷兰人对葡萄牙商船的称呼。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便打劫了两艘葡萄牙商船，截获了约10万件的中国青花瓷器。
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器价格极为昂贵，却刚刚运到，就被抢购一空。
后来这批瓷器被分别带到荷兰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瞬间轰动了整个欧洲。
其中，17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瓷器贸易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100 多万件。
拥有少量中国瓷器的国王贵族们，也很少有人真正拿瓷器来使用，而是作为贵重的物品加以珍藏，只在重要的活动中才会拿出，在教堂、宫殿、宅邸、陈列室展示。
后来中西方贸易持续扩大，中国瓷器却仍然作为奢侈品为皇室和上层社会享用，欧洲人把购买和搜集中国瓷器说成像去“寻找黄金”。
欧洲皇室和贵族收藏中国瓷器达到了一种近乎狂热的程度。
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中国瓷器竟多达57000多件。
奥古斯都二世曾用 127名全副武装的近卫骑兵换取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这成为中国瓷器受欢迎的最好诠释。
其他国王也不甘屈居人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是最早大量收藏中国瓷器的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波希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大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他们都有专柜或宫殿收藏中国瓷器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玛丽二世收藏的瓷器多到了“奇怪的地步，瓷器擦到了柜子顶上……直到顶到天花板”
欧洲的贵族和富人们热衷于定制专属的各式瓷器。
在“订烧瓷”中，有一类著名的品种被称作“纹章瓷”或“徽章瓷”瓷器上绘有王室、贵族、军团、都市、公司、团体等徽标和甲胄等图案。
纹章瓷如今同样是国际收藏界的宠儿，时常有高价售卖的消息传出。
在瓷器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社会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中国风格”潮流，欧洲进入了对中国文化膜拜时期。
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对儒家文化赞叹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来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伏尔泰更是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绝口赞美，“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最好的。”
可以说，中国文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仿佛今日的西方文化，深深影响着各国民众精神世界。
工业化下的欧洲瓷器
好景不长，十八世纪末期，中国瓷器出口的黄金时期便已结束，出口开始衰落。
欧洲社会各界对瓷器的狂热，不仅首次构筑了世界性瓷文化圈，还引发了欧洲对中国瓷器模仿的过程。
从17世纪初开始，欧洲便仿制中国瓷器。即使他们无法生产出类似中国的硬质瓷器，但至少可以在陶质器皿上绘制来自中国的图案，并销售到欧洲各地。
但这种陶质产品根本无法和来自中国的瓷器质量相媲美，欧洲社会的梦想依旧是能够生产出类似中国瓷质的瓷器。
在奥古斯都二世的大力支持下，德国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类似中国的白质瓷，开启了欧洲瓷器独立发展的历史。
但他明白研制成功就意味着高额利润，并绝对禁止研制人员离开迈森的工厂。
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欧洲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他通过十多年在中国景德镇的观察和学习，在1712年和1721年给欧洲耶稣会信中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方法，引发了整个欧洲寻找高岭土的狂潮，并最终烧制成功瓷器。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瓷器不再被追捧，而中国文化也慢慢不被欧洲人所接受。
欧洲瓷器生产采取了科学温控和材料分析，并培养大量的陶瓷现代科技人才。
迈森瓷厂
德国迈森瓷厂为了提高绘画水平，建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在釉料方面，欧洲能生产出比中国瓷器更为白净的白瓷。
在画面和造型方面，欧洲人也开始创新，生产出画面更为艳丽、丰富的瓷器。
更具威胁的是，机器制造业在欧洲铺开，瓷器生产进入大机器时代，瓷器装饰工艺也由手绘变成了贴花。
同中国传统瓷器相比，欧洲日用瓷瓷质更白，画面工整划一，瓷器也鲜少瑕疵。
中国瓷器的彻底没落
随着欧洲研制瓷器成功，并进入工业化时代，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器遂大幅萎缩。
179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停止进口中国瓷器。另外，欧洲各国还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断提高华瓷进口税。
1799年运销中国瓷器到欧洲的主要公司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完全停止与中国的瓷器贸易。
除了欧洲制瓷业，日本的制瓷业也迅速崛起，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引进欧洲技术，并把陶瓷列入近代工业发展行列。
18世纪末，中国瓷器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欧洲和日本相继丧失。
不仅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也很快便沦陷在外国瓷器手下。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完全开放，凭借着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和产业保护下已经壮大的制瓷业，欧洲国家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瓷器。
中国从瓷器生产的垄断国，逐渐沦落为瓷器的进口大国。
华瓷国内外市场的丧失，最终导致中国制瓷业利润微薄、迫使中国瓷商退出市场，曾经为中国带来丰厚利润和无尚荣耀的制瓷业就此衰落，无人问津。
中国瓷器的没落背后，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近代中国落后和欧美发达形成了强烈反差，欧洲和美国拥有现代化的话语权，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成为落后象征，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自然也成为了各国民众心中落后的代表。
其次，欧洲国家采取武装贸易和重商主义政策，为欧洲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技术和政策支持，促使欧洲制瓷业迅速发展，欧洲制瓷业在与中国制瓷业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
还有，地方官吏对民窑制瓷业课征重税，以采办为由低价收购甚至无偿占有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还有各种繁重的差役负担，窑场工匠常被轮流征用为官府烧制瓷器。
同时，凭借规模化生产方式和劳动密集精细合作模式，中国瓷器能够摧毁亚洲和非洲其他产瓷区小规模生产，但在面对欧洲大机械化生产的竞争中，根本力不从心。
当然，中国瓷器制造业本身质量开始下降。康、雍、乾盛世之后，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再无重大创新。
最后，致命的一击就是乾隆末年高岭山的高岭土资源渐趋枯竭，因此被控制开采，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再难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高岭土
此外，就瓷器纹饰而言，中国瓷器的画面仍然是传统画面，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转型，大城市的上层社会和年轻人更能接受新颖的器型和纹饰。相对于中国瓷器用稻草包装不卫生，欧美瓷器精美包装，更能引起新兴社会阶层的共鸣。
景德镇的文史资料这样描述道：
“社会所需要瓷器不会制，而出品皆是陈旧式样，不知改良，以致不受社会欢迎。因此，国瓷渐被洋瓷打倒，尤以东洋瓷畅销各省，而且渐渐销到江西，销到国瓷出产地景德镇，这岂非江西人的大耻辱。”
中国瓷器衰退的背后
洋瓷器盛行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手工业产品的巨大衰退。
《景德镇陶业纪事》中这样写道：
“近年风气渐开，奢侈日甚，人民喜购外货，如中狂迷。即如瓷器一宗，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荣商辑，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如蓝边式之餐具杯盘及桶杯式之茶盏，自茶楼酒馆以及社会交际场，几非此不为美观，至巧乡僻壤，贩卖小商，无不陈列灿烂之舶来品瓷，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用品，为珐琅瓷（亦系东洋产，于中国独占霸权，每年出口额约六屯百万元）所独占者，则如澡堂之浴具，旅行之食盒，家中之面洗漱孟，此品之来，不过数十年，而昔日之瓷盆遂绝迹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变得越加严重。
1928年，景德镇有136座窑和近十万直接和间接从事瓷业的工人。而到了1940年，景德镇瓷业已经一片凋零。据记载：
“工人往往皆是疏散回乡，化为半贾半丐，转回故里，变成农民。针匙工人约一千余人，现仅剩十余人”。
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各界也曾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倡使用国货，但效果并不明显。
原本美名远扬海外的中国瓷器成为落后与守旧的代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自信以及由这种自信所形成的社会体系迅速崩溃。
中国（China）还能否名副其实？
如今我国再次成为国际陶瓷市场的主要生产者，生产的日用陶瓷已占全世界的70% ，陈设艺术陶瓷占全球的 65%，建筑陶瓷也已占世界总产量的1/2。
行业产能巨大、陶瓷产量惊人的背后，却有着另一个惨痛的事实。
国外瓷器
我国市场上运作的陶瓷品牌已远超6000个，但至今却尚未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大品牌。
中国（China）这个曾经以瓷器（china）冠名的国度，如今依然处于名不副实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