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过许多成功打造童星的案例，但社交媒体的出现重塑了成名的道路，一个普通的孩子很容易就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推到聚光灯下，历史证明，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人在25岁之前，通常很难发展出完整的理性认知技能，即评估风险的能力，做出一些认知判断以做出提前计划的能力，所以在社交媒体让成名来得更早的今天，许多青少年很难区分真实与虚拟世界的差别，因为即使对成年人而言这也是不小的挑战。当太多的注意力涌入到一个孩子身上时，这会阻碍他们同理心的发展。同理心，最简单地说，就是意识到他人的感受和情绪。它是情商的关键要素，是连接自我和他人的纽带，因为它是我们作为个体理解他人正在经历的事情的方式，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感受到了一样。同理心和同情心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双方平等上的感同身受，而后者是不平等的。比如你的朋友失恋了找你倾诉，你觉得他/她很可怜，这是同情心，但是你告诉他/她自己遇到这种事情也会很痛苦，这就是同理心。所以我们会发现许多网红普遍具备低情商的特点，其实这不难想象，比如一个家庭把孩子当“小皇帝”供起来的时候，他们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理解他人的感受呢？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更别说明星了，这种持续的关注可以让人们产生一种改变的同理心。名人的粉丝可能会奉承这位公众人物，当人们获得大量关注时，所有这些关注都会导致后天的情境性自恋。
社交媒体的一大特色是可以通过点赞量、阅读量、关注度、粉丝数量等非常清晰的数据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成功与否量化。考虑到这种即时的、自定义的反馈会让人上瘾，社交媒体公司会利用这一点来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依赖在线反馈来获取自尊可能会对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当这种量化的社会成功被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逐步放大时，一个人很难在这种关注之外找到自我价值感，人们会痴迷于社交媒体上自身的知名度，社交媒体服务背后的算法都迫使用户增加知名度，这便是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一个深层原因。
病毒式社交媒体成名的概念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人们几乎很自然地希望他们的下一篇帖子会走红。大多数人都怀有一种轻微的愿望，或许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愿望，那就是自己的帖子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名气本身就是最容易上瘾的毒品之一--而追逐名气的永久需要可能会把名人带上一条麻烦的道路。当人们喜欢一个网红时，你会得到生理和精神上的愉悦，它会触发你身体内的奖励反馈机制。所以，当一个人失去关注度时，他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继续触发这种反馈。更简单地说，一个人开演唱会时所享受到的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是虚幻而刺激的，但是当他离开聚光灯以后无法摆脱这种影响，那么他很容易通过其他方式寻求类似的快感，所以可以发现很多明星转向了吸毒和酗酒。不同的是，社交媒体一方面让进入的门槛更低，年轻人可以肆意地进入这个虚拟世界，但是因为年纪，他们更容易迷失；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无时无刻对关注度的强调又强化了明星与名声、粉丝关注度之间的纽带，让他们更容易沉溺于这种感觉。
父母当然有责任让这些沉溺于网络的孩子适可而止，但是这种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特别是疫情的发展让更多人习惯了长时间的上网。糟糕的是，这些孩子可能会认为追逐某些网络潮流是在拓宽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他们会把某个网红的动态当成至理名言，虽然同样的话可能父母已经说过无数遍。对于社交媒体的年轻受众而言，仿佛只有那个虚拟世界里的朋友认可他们的自我价值，这种归属感才是他们最难割舍的部分。许多网红会基于某种网络个性进行社区互动，利用我们拓宽社交网络和归属感的愿望，向我们推销产品。所以，许多人说网络直播就是电视购物的变种，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电视购物既没有社交也无法让受众感受到归属感，相比而言网络直播是级别更高的骗术。
所以，当我们在斥责网红的时候，可能也要反思一下自身的责任。我们正在消费他们制作的内容和推送的产品。如果你认为他们制作的是垃圾，那么当你消费垃圾的时候也就在鼓励他们制作更多的垃圾。
总而言之，通信技术的进步总是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媒体。随着媒体在用户之间变得更加互动，更加个人化，更加面对面，用户可以变得更加自我。现代互联网将媒体重新定义为思想和情感的连接，而不是信息的连接。网红通过这种思想和情感的联系而茁壮成长，因为用户渴望社交网络的支持。网红通过他们的个性和创造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社区，有效地扩大了受众。然而，要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相当大的受众，就需要通过恶意的方式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