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张爱玲的胃口很大，希望加快出名的速度，对平襟亚说想出一本短篇集。搞了30年出版的平襟亚非常器重她的才华，但不太相信这个世道—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买书啊？于是婉拒了。
上海沦陷后，大批作家搞抗战文学，文坛出现真空。多数作品肩负宣传重任，能让百姓满足的通俗文学极少。在别人大谈革命时，张爱玲偏偏谈的是男女情事、世态炎凉，正巧填补了这片空白。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这就叫时运。那时日伪杂志想宣传奴役文化，上海人也不傻，一本都不买。杂志印出即被销毁，被嘲成“废品文学”。民间杂志也有，但由于物价飞涨，不少都成了炮灰。真正排得上号的，《万象》居其一，还有一本就叫《杂志》。而《杂志》的主编袁殊正是让张爱玲走红上海滩的重要推手。
每场文化沙龙，张爱玲都被盛情邀请。大导演桑弧也闻名赶来，求她出任编剧。任何杂志只要刊登她的稿子，销量就有保证；任何报道只要写跟她有关的事，一定会有人看。她的弟弟张子静办杂志《飙》时，合伙人就说：“你姐姐这么红，求她写几百字，让我们也沾沾光啊。”
《红楼梦》里，秦可卿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可世间有些事，思了也没用。抗战胜利后，由于胡兰成的汉奸属性，张爱玲也别指望再红下去了。解放后，张爱玲在上海撰稿，只有《亦报》愿意刊载她的《十八春》，成书后才印了2500册。
有人推算她那时的月收入，大概只够买150斤大米，而私营单位职工的月工资平均下来是她的四倍。要知道，她在最红的时候月入稿费450块大洋。短短几年，收入严重下跌，连吃饭都快成问题了。
当年在上海，张爱玲吃喝全靠写字，稿费议价从不含糊。她在《万象》上连载《连环套》，跟平襟亚说好每月七八千字，按月预支1000元。结果没多久，物价飞涨，张爱玲就不干了，要涨稿费，否则就减字数。平襟亚也不干，张爱玲就真的减字数。人红的时候寸步不让，要多硬核有多硬核，可想落魄的张爱玲是什么心情。
1952年，张爱玲抵达香港。香港人口50万，想靠卖字为生无异于天方夜谭。为了糊口，她只能替美国新闻驻港办事处翻译《老人与海》，“实在没办法，就算是牙医的书，也要硬着头皮译下去”。
1955年到1963年，张爱玲为电懋写了10个剧本，7个是都市喜剧，《情场如战场》《南北喜相逢》叫好又叫座。也是，张爱玲是写影评起家的，深知好莱坞套路，连桑弧那部传世经典《哀乐中年》她都有参与。创作剧本时，她把市井文化和男女情感写得欢脱俏皮，很讨观众喜欢。
不得不说，张爱玲是个非常有市场意识的好编剧。可惜时运不济，不久后，电懋掌门人因空难去世，给电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群龙无首，渐成一盘散沙，资金周转不灵。某种程度上，它也改变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的格局。从此，邵逸夫一统香港电影市场，开启数十年的辉煌，编剧张爱玲仓促地退出历史舞台。
那年《第一炉香》已提上日程，却没能拍成电影。《私语》里，年幼的张爱玲对出名的渴望就十分迫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去美国时，她也努力想在大洋彼岸再现上海滩的风光，但终究还是落空了。虽说后来卖书赚了些钱，但到死的时候，她的手边也不过两万多美金。她在少女时代就想拥有的名声和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