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国内都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给第二年的经济工作定调。所以，年底的政治局会议非常重要，是观察第二年投资机会的重要窗口。
再是对于2020年来说，情况又非常特殊。在这一年，疫情贯穿始终，导致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十四五又将从2021年开启，并逐步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这也让12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十分引人注目。
会议要求，“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需求侧改革”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是“需求侧管理”。虽只有一词之别，但所蕴含的意义大不相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也就说，在外需不足、内需乏力的情况下，中国不断通过行政手段来刺激需求，加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速度。这种需求侧管理操作简单、周期短，见效快。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会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加剧产能过剩。
所以，到了2015年中央开始提出供给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这是经济思路上的重大变化。一开始市场并没有很在意，因为觉得不容易落地。但后来的实际行动，却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去产能、上游商品价格暴涨，很多人应该还记忆犹新。从需求侧管理到需求侧改革，是因为很多传统的做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去大力推，产出投入比不高，还会增加潜在的风险。
以前常说的需求侧管理，大多是围绕土地产业链来做文章的。这些年房价上涨幅度，是远大于CPI这些物价指标所显示的通货膨胀程度，也比收入上涨得更快。虽然说工资也在涨，但占社会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尤其是需要买房的人群，幸福感并没有和工资同比例增长，甚至有些人觉得生活更难了。周小川行长最近发表的那篇央行政策研究文章，其实也提到了这些。房价涨了，而且比收入涨得更快，这意味上车晚的人，就得多贷款了。所以每一次地产调控放松，后面都会跟着出现居民杠杆率的上升。
上涨的房价，不光让居民加杠杆，也会让企业和地方政府加杠杆。
对企业来说，房价涨意味着地价涨，租金、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会跟着涨。把房价考虑进去后的实际通胀处在高位，企业不给工人涨工资工人不干，购买的原材料也会涨价，因为这些生产原材料的企业也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经济向上的时候还好，一旦需求不行了，盈利放缓甚至出现亏损时、或者需要扩大投资时，企业需要举借债务的规模，显然是要比各类生产要素价格都比较低时所需的借债规模要大得多。
对地方政府来说，在以GDP为纲的时代，房价上涨除了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卖地收入外，还让土地成为一个很好的抵押品。地方政府有提升GDP的冲动，手里又握有土地这个跟着房价一起上涨的抵押品，在地方债务监管不严的时候，还能给城投这些主体的融资提供隐性担保，金融机构也愿意跟它们合作，结果就是地方隐性债务激增。缺少严监管，地方债务问题在道德风险下是难以避免的。地方政府追逐GDP，都会选择把债务问题隐藏，或者让显性的风险能够最小化。
但房子不能涨到天上去。之前涨了这么多，负面效应就已经很明显了，最突出的有两点：一个是金融风险积累。实体部门的杠杆率高了以后，还本付息的压力就会更大，也更依赖外部融资。一旦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影响收入，比如今年的新冠疫情，居民和企业偿债负担就开始陡增。高杠杆也延缓了宽松退出的节奏，因为一旦快速退出，就不得不面临信用违约冲击。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手里有多套房，或者买房早的人，就能坐享房价上涨带来的资产增值。而买房晚的人，尤其是在高房价的一二线城市，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来买房，要么是攒钱存首付，要么是削减支出来还房贷。一旦房价涨得快，对很多没有房产的人来说，很可能就是好几年白干了。房价上涨，尤其是二手房涨价，本质上是在居民内部转移财富。当收入跑不赢房价的时候，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也会映射到消费上，今年疫情之后，奢侈品消费是要比大众消费更早恢复的。
所以不能再靠地产产业链来拉动需求的老路了，构建和畅通内循环体系，更是需要摆脱对地产的依赖。这就是提出“需求侧改革”的大背景。
那具体怎么开展需求侧改革呢？无论怎样，肯定是会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战略的，需求侧改革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调节总需求了，只是着力点和之前不一样，会从投资转向了消费。促消费，本质上和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才是不断消费的源泉。首当其冲要做的就是坚持“房住不炒”，不能再让房价上涨来扩大贫富差距了，一部分人坐拥房产升值，而更多的人要凑房贷和还贷款，这样的组合是很难形成大规模消费市场的。
与此同时，扩大内需还要降低社会“租金”。这个租金是广义概念，除了土地租金外，还包括中间商赚差价的部分，也就是流通环节的租金。要降低流通环节的租金，除了降物流费用这些之外，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来实现，比如带货直播，直接联结企业和买家。
总而言之促进消费，既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也要挤泡沫、压租金，降低生产和消费的成本。当然了，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降低土地租和中间商差价的同时，也需要放置互联网平台做大后形成新的垄断。
政治局会议也提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垄断”二字去年还没有出现在高层会议上，今年的风向彻底变了。如果足够敏感，应该会联想到两件事：一是蚂蚁集团在IPO前夕被突然叫停；二是国内酝酿出台《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
蚂蚁集团被叫停IPO，这里面涉及到金融牌照的问题、跨地域经营的问题、杠杆率的问题等等，更涉及到资产无序扩张的问题。而反垄断是因为，互联网时代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平台本身的垄断，可以获得巨大的市场优势。如果不限制其资本的无序扩张，就会出现赢家同吃的局面。一些科技巨头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和信息不对称，强行把消费者“按在地上摩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文章《监管层重拳出击，互联网巨头反垄断来了！各巨头市值蒸发千亿、集体"瑟瑟发抖"》。
一些靠互联网起家的科技企业，利用它们的渠道优势，不断投资烧钱来拓展新业务。但它们的无节制做大，只能一时间惠及少部分人，而在不远的将来，却会让更多的人来承担成本。所以，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利益和促进消费，需要有更严格的反垄断措施，并强化大型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当然，反垄断应该是不分国企、民营属性的。在一些央企垄断领域，更应该积极引进民营的力量，提供更加接近市场效率的服务和质量，这也是反垄断的应有之义。
最后，防范债务风险仍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的宏观风险主要有供给侧的产能过剩、需求侧的动力不足、实体杠杆率过高、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
此次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更多是聚焦到金融体系，特别是威胁经济稳定的债务风险问题。
存量风险，可简单理解为企业、政府、高风险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以前借的、现在可能还不上的债；增量风险，是现在正在借、未来要担心怎么还的债。
比如，财政部长刘昆就撰文指出，要强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表示，2020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元，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下限；如果按这个规模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弘力警告，地方政府债券“借新还旧”依赖性很大，存在潜在偿债风险。
这些警告也代表着，明年的财政政策不大可能会保持2020年的积极节奏，货币政策会呈现偏紧的状态。
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日，将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日。高层一定会会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