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刘光第在族叔盐商刘举臣的资助下，辞去教职重返京城。刘光第一家要在北京生活，年薪至少需要600两银子，可是其工资才五十多两银子。刘光第在北京西南门外修复了几间旧舍作为寓所，一住就是十年，为了糊口，他的家人常去粥厂喝粥。
光绪末年，由于内外交困，京城米价高涨，百物昂贵。加之弟弟刘光筑来京读书，屋仄另迁，境况更窘。家中向来唯有一老仆守门，炊事洒扫都由夫人及女儿承担。十口之家，常以玉米、番薯为食。来了朋友，只能用瓜豆招待。而他自己的一身官服，十年没换过新的。其夫人在京11年，从未出门和同乡京官眷属交际应酬过，终日料理家务。刘光筑到京读书，原本想在当京官的哥哥家里享受一番，不料天天都是粗茶淡饭，还要被督促读书，不满之余编了一首顺口溜：“早饭吃了喊补锅，晚饭吃了响更锣；既汤斗（熨斗），莫奈何，忍饥挨饿把书摸。”还教侄女们唱。刘光第听了，好笑又好气，加上了一句：“不成材的子弟提砂锅（讨米要饭）。”刘光第举家生活朝不保夕，全靠刘举臣每年200两银子的资助，至殉难为止。
1898年9月24日，慈禧发动政变，刘光第在家中被捕。缇骑见他家中家具被帐都很破旧，除了笔墨书卷，别无值钱财物，夫人像佣人一样，很是惊讶。就义后，吊唁者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百两银子后流泪离去。
在清朝末期，考中进士后做了京官，如没有外派到地方担任有实权的官职，在原职又无法升迁，那么就基本无前途可言。生活也就穷困潦倒了。清制六品文官年俸银60两，禄米60斛（约9000斤）。从雍正起，由于京官清苦，特支双俸（禄米除外），称恩俸，但年俸和恩俸加起来也不过120两银子。京官们拖家带口，甚至雇佣奴仆，既要保障全家吃穿住行医，又有官场应酬和人情往来，这些收入显然不够。
但当老师的收入远不止于此。有人根据《广东书院沿革》一书及其他资料推断，清代书院校长年平均收入为350两，个别大的书院则收入更高，光绪年间高达700两。这笔收入和掌握实权、同时有各种灰色收入的各级官僚而言，不算高，但与穷京官相比，已经在经济上打翻身仗了。
因此，在清末，许多寒窗苦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好不容易谋了个中央政府部门的金饭碗的京官们，都喜欢辞职回乡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