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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乾隆十三年,是清朝历史上最为严苛的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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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若汐羽 2020-12-11 13:17

雍正,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劳的帝王,作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奠基者,他在位仅仅十三年就去世了。也因为此种原因,作为雍正的继任者乾隆皇帝,就多次表示对十三这个数字的忌讳,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说道:“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有时历史就是怎么巧合,在乾隆皇帝刚说完“国家必有拂意之事”,这句话没多久。在乾隆十三年这一年里,整个清帝国就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是清廷对金川战争的出兵遇到了焦灼状态;第二件事就是乾隆最为疼爱的孝贤皇后的离世。

这两件事的发生,看似清帝国还在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实际上,背地里早已经是暗流涌动,混乱不堪。可以怎么说,翻遍二十四史书,再也找不出哪一位皇后的去世可以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为了显示自己的哀思,展现自己对爱妻的想念,乾隆皇帝动用了一切他能动用的权力,他要给自己的妻子最为隆重的葬礼。只有这样,他的内心才能舒服好过点。

自古以来,无论是皇帝驾崩去世,还是王侯将相这些地位显赫的人去世,文武百官要做的也就是走走样子。有人在的时候,就装装样子干哭两嗓子。毕竟又不是自己的至亲去世了,谁还能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悲伤自虐呢?但是在一生没有受过多少委屈的乾隆皇帝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作为皇帝,自己的妻子死了,都难过的要死了,你们却无动于衷,简直岂有此理。

就是这样,整个清王朝上下几万名官员,谁也想不到皇后的死,会在大清国上下掀起如此之大的惊涛骇浪,继而演变成整个大清官场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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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贤皇后

乾隆皇帝一生爱慕奢华,对于自己的挚爱孝贤皇后这辈子再也不能与自己同甘共苦了,他当然也要给予她珍爱的富察皇后人世间的一切。因为皇后的葬礼要求规模及其宏大,难免在操作办理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细小的错误。比如有的官员可能因为业务不精,在制作皇后册文的时候,不小心将满文中的“皇妣”错译成“先太后”了。本来这只算是件小事情,只要重新填写就可以了。但在乾隆皇帝看来,这就是对皇后的大不敬。盛怒之下,直接将刑部尚书阿克敦治罪。

堂堂尚书因为这件小事,被捕入狱。这可难为坏了刑部办案人员,这种罪名可大可小,不知道如何处置才是。这时有人觉得先做个严重点的处罚,判个绞监斩吧,然后让皇帝自己去宽宥他。只不过他们低估了皇帝对这件事的严厉性。看到刑部官员的审判,乾隆皇帝发起了更大的火。他直接认为这是刑部官员在包庇前任上司阿克敦。一怒之下,直接处死了阿克敦。对于“包庇”阿克敦的现任刑部尚书以及刑部所有官员,全部免职回家抱孩子去。

皇帝的判决书一下,全国顿时一片哗然,都在私下里议论:“先皇后的死,对皇帝打击太大了,看来皇帝已经疯了。”

不要以为皇帝的怒气到这就算消灭了,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就在阿克敦被判秋后问斩没多久,另一个倒霉鬼就出现了。这次“犯罪”的是工部官员。原来是皇帝责怪工部在给皇后制作册宝时,选用的册宝封面不够精美,而玷污了皇后的圣明。盛怒之下的乾隆皇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工部官员全部问罪。“倾巢之下,焉有完卵。”随着刑部,工部官员都受到了乾隆的惩罚,这时礼部的灾难也来了。

原来礼部在主持皇后的祭祀典礼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供桌的清洁卫生。乾隆皇帝也是直接让光禄寺主要成员统统降职使用。同样的礼部上述也因为指导不力,而直接被脱了尚书官服。

不要以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乾隆皇帝就算闹完了。不,真正对大清官员的“折磨”还远远未结束。

看过清廷剧的朋友们应该清楚,满族人发型就是后面扎个辫子,前面剃光。这种发型就要求人们最多半个月就要剃头,不然会很难看和不方便。但是赶上皇帝太后等重要人物去世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文武百官和黎明百姓不得理发,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后来因为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这些传统的习俗渐渐遗忘,也不再看重了。

大清朝上一次全国性的葬礼,还是十三年前。那还是雍正皇帝驾崩时举办的。当时文武百官就没在意这些习俗,所以很多人在雍正皇帝的葬礼时间内,就剪了头发。好在,当时朝廷也并未追究这件事。

现在十三年后,随着孝贤皇后的去世。因为有先例存在,文武百官们当然也认为在此期间剪头理发没什么。然而就是此举动,让乾隆皇帝知道以后,又是大动肝火。首先引起乾隆震怒的有两点原因。其一,皇后大丧内公然剪发,这是对皇后本人的大不敬;其二,国家大丧不准理发,这是祖宗百年前就制定的礼数,官员们如今却敢挑战祖宗之法,简直是罪不可恕。

在刚知道这件事之后,乾隆皇帝准备再大范围掀起一阵巨浪,后来因为牵连的官员太多,他又不能把整个大清的官员,一扫而光,那样国家还不大乱。最后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乾隆皇帝先抓了几个典型对他们加以惩治。惩罚的高官人数之多,也是令人震惊。比如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作为大清一品官员,带头违反祖制,乾隆皇帝直接将其赐死。另外湖南,湖北两地巡抚也是被革职戴罪。

其实,让乾隆真正寒心的不是百官们对皇后之死的冷漠,毕竟他们也是外人,即使强迫他们伤心难过,也只是自我安慰罢了。然而众皇子们的冷眼态度,才更加让乾隆皇帝忍受不了。比如,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之上,情商高的皇子们多会装腔作势,哭的稀里哗啦。但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事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直接惹得乾隆皇帝雷霆大怒。于是乾隆直接狂吼道:

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乾隆此举,直接向天下人宣布了这两个儿子,永远不可能继承自己的皇位了。这种惩罚未免太过于严厉,这也表示了皇帝彻底的否认了这两个儿子的存在。

乾隆皇帝是无论无何也想不弄明白,自己都难过的要死了,这些人怎么会无动于衷?乾隆的此种行为颇有小孩子任性闹事的嫌疑在里面。他也让整个帝国的官员认识到,真不亏是爱新觉罗的后人。年轻皇帝杀起人来的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父雍正皇帝。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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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堪称丧心病狂的发作,看似是因为孝贤皇后的死,让一个鳏夫心智失常所导致的。心理学家把一个人的痛苦做了个详细的划分,其中中年丧偶这一点,是对人打击最大的一种。他往往容易让人心智迷乱,从而对身边的事物失去耐心,往往会无端指责批评他人。如果这种情绪不加以控制,往往会产生极大地破坏力。乾隆作为清帝国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完全不需要委屈自己,当然会来个总的大爆发。

事情分析到这里,貌似乾隆十三年的那场政治风暴看只是乾隆皇帝的闹剧,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那么回事。孝贤皇后的死只是个导火索,真正引起乾隆皇帝对天下百官的严厉制裁,实际另有乾坤。为什么怎么说呢?

乾隆皇帝在盛年继承大统,和自己的父亲不同的是,他向来反对雍正朝的执政风格。在他看来父亲的执政风格简单残暴,就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乾隆始终认为这不是一个高情商人士应该做事的方法。所以在乾隆上台后,他始终采取宽和为指导方针。整个帝国也一下子从雍正朝的风霜严肃,过渡到乾隆朝的宽大温和。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让乾隆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的美誉。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统治者对官员的监管程度的放宽,让官员觉得犯罪成本大大降低。导致原本在雍正朝已经改观的良好的官场生态,又开始恶化。官员们的懈怠之风开始愈演愈烈。

许多地方生态,所谓勤奋爱民的好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乾隆六年三月,时任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写信举报自己下属贪污。举报信中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利用收取钱粮税款时大肆敛财。他故意提高税率,平日里还擅作威福,纵容家人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全然不把国家法规放在眼里”。不光如此,拔出萝卜带出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连同山西学政一块举报,说他“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

平日里对百官宽容温和的乾隆皇帝,在看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止不住的愤怒道:

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随着朝廷官员腐败案的不断发生,朝廷察觉出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一系列的严查。最后又牵连出各地财政的严重亏损,而亏损的原因毫不例外是官员私自挪用库银导致。对于此事,乾隆痛惜的总结到:“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乾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下,整个清帝国的社会治安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在雍正朝对于私自贩盐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乾隆上台初始,为了笼络天下百姓,开始允许部分老百姓可以贩卖少量的私盐。他颁布诏令说到:“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谁料乾隆好心办了坏事,随着皇帝旨意的放宽,全国各地开始兴起大批量私自贩盐的盐贩子,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形成规模巨大的贩盐组织。严重的扰乱了食盐市场的稳定。事情发展成这样,让乾隆无不痛惜的说道:

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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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开始重新身世自己。到底是父亲雍正的执政风格更加贴合实际,还是自己的大政方针符合国家的长治久远。

正是在这种纠结郁闷的心态下,乾隆皇帝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宝,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这首诗大致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我刚入学堂的时候,就深受儒家思想洗礼,高度认可圣人之道。

不光如此,我还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本来也想像尧舜那样,做个开明的君主。然而千帆过后,才知世事艰难,人心险恶。也正因为此,才知道儒家的治国言论有时并不是那么实用,只不过是“空言”罢了。

经过十三年的政治学习,让政治小白乾隆明白了帝王之道。一个合格的帝王不是一味地,无限度的宽容。在封建专治体制中,更别指望底下的臣子能像自己那样,对帝国的方方面面如对待自己的家室那样上心。他要分清皇帝本身才是帝国的“主人”,而底下的臣子只不过是庞大帝国的“客人”。他们充其量是个高级的“打工仔”。既然如此,就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有多高的职业操守。期望君臣同治,是政治极为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他回顾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的统治风格以后,颇为客观的总结出了,这样一番道理:

“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登基十三年以来,乾隆皇帝对朝廷官员的满意程度开始变得越来越低。经过这十三年的政治路线的摸索,让他更加信赖韩非子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是多么睿智的话语。

雍正

他曾说:

“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的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经历的人生挫折越多,越让乾隆皇帝发现,当年父亲雍正皇帝是多么的行事艰难。和无数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一样,乾隆随着年纪的增大,阅历的见长,他越发的认可父亲的执政理念。

之前的儒家观念让他人为,人性本善,所以遇到官员犯错,其实是犯罪。他都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慷慨态度去原谅。然而他还是太高估朝廷官员的人物品格。其实在宋朝以前,中国的官员确实都是高风亮节的,极个别的败类除外,大多还是很好的。

然而随着宋朝亡灭之后,尤其是加上元朝蒙古人对汉族文人气节的打压;明朝太祖朱元璋时期对文人的挫辱,清初满洲权贵对文人的大肆屠杀。让中国文人的那种高风亮节早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在利益面前早已经放弃了文人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理想。眼前的他们只是个行尸走肉,是唯命是从的高级奴才。乾隆皇帝发现,只要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当成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高官厚禄,然后再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执政方针,最后再以“法”、“术”、“势”来统驭统治他们,一切的困难与烦恼就会迎刃而解。

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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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看似是因为皇后的突然离世,引起的皇帝对现实不满的总爆发。其实并非偶然,早在他继位登记不久,他就对各位臣工说道:

“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其实,乾隆皇帝是个无比精明之人,他有着过人的精力和超强运转的大脑,各级官员的把戏其实他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找个他认为适当的机会去来个总爆发。他一直在伺待着等个机会。只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爆发的机会,竟是在自己最疼爱的富察死后发生的。既然如此,就借着整治官场风起开始,随便发泄下个人的痛苦情绪。一时间,整个大清帝国迅速笼罩在狂风暴雨之中。

其实,前文提到的那几个倒霉鬼,并不是在这场风暴中唯一的受伤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当时的川陕总督庆复向乾隆皇帝奏报,说“四川金川、瞻对等地有部分村寨的藏人公然抢夺行旅商人,危害影响都极大,“实非用兵不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防患于未然,乾隆皇帝直接派兵征剿。

帝国的强盛,很快两万大军轻而易举的齐集川北。乾隆给将领们下了死要求,务必做到“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然而乾隆的自信并没有给朝廷带来好运。因为剿匪地理位置的险要,再加上军事统帅的不专业,导致本来想很快就结束的征战拖延了四年还未解决。这还是乾隆盛世吗?这可相当让乾隆皇帝难堪。据统计,为了找补回来朝廷丢失的颜面。从乾隆十年到十三年,四年的时间里,朝廷前后用银2000万两,还是屡战屡败。这让乾隆皇帝是相当的恼火,直接把任军事统帅庆复、张广泗、讷亲等人统统处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讷亲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真正的皇亲国戚。乾隆皇帝能对他下手,可见他已经恼羞成怒到何种地步。

从最疼爱的妻子死后,乾隆开始抛弃儒家文化,正式蜕变成法家的“忠实粉丝”,他不在相信仁爱可以唤起官员的良心。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待天下百姓的罪行都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原则去做事。然而到了乾隆在乾隆十三年以后,对于明年即将秋后问斩的罪人,在等待皇帝及时复批的时候,他不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思想观念了。皇帝一改往日做法,直接是朱笔一批,颗颗人头落地。往年赶上太后庆典,皇帝圣寿,他都会大赦天下,以增加节日的喜庆,然而一切都在乾隆十三年以后改变了。对于那些贪污作恶的官员,该杀还是杀。因为他明白了对官员的宽容,就是对帝国百姓最大的残忍。

在乾隆十三年的这场整治风暴中,皇帝不光是针对官场生态的整治,对于帝国百姓的管理程度上也是概莫能外。

对待有民众反抗这一类事件,乾隆皇帝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

“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某地发生民众暴乱,他对当地官员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百姓的统治门道里加入了不少恐怖政治成分在里面。

解决完官员和百姓,乾隆第三个要整治的就是军队了。面对金川战役的不堪,让乾隆下定决心开始整改军队。所以再后来他下旨:“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对金川战争结果的不满意,让乾隆十分清醒的看到了清朝武装力量的薄弱弛,所以他开始下全力去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用来增强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为了表示朝廷对士兵的看重,乾隆皇帝自己也经常前去检阅训练官兵。(《清高宗实录》)

乾隆阅兵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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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皇帝逐渐从当初的不屑走父亲雍正的老路,到自己现在开始向父亲的执政路线靠拢。他越发觉

得父亲是个睿智的长者。

他时常斥责官员们是“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这些举动,在我们后世之人看来这是雍正王朝的再现。甚至可以毫不留情的说,乾隆十三年后的朝廷,已经远超雍正时代的严猛。

“他乾隆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人生中年后的乾隆,对大臣们的心思揣摩也越来越缜密,随之而来的批评和警示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伪稿案爆发,皇帝派臣下去查办,但出师不利,这时他无比严厉的指责道:“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 “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当朝大学士陈世倌在鲁地私自添置了一些田地。陈是历经三朝的元老,在朝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此人购买田地的原因,无非是他想借助孔庙的香火,让陈家也可以历久弥新,薪火代代相传,家族可以长久兴旺发达。然而在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后,也是直接指责道:“你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即刻被革职,乾隆还不忘嘱咐道:“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雍正不无两样。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点评官场风气的时候,毫不吝啬的表达了自己对现任总督的认识,并且指出极为自信的指出,现在自己对全国大小主要官员的脾气秉性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再也不会受他们的欺骗了。

乾隆对各地督抚的评价如下: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正省级级别。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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