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劳的帝王，作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奠基者，他在位仅仅十三年就去世了。也因为此种原因，作为雍正的继任者乾隆皇帝，就多次表示对十三这个数字的忌讳，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说道：“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有时历史就是怎么巧合，在乾隆皇帝刚说完“国家必有拂意之事”，这句话没多久。在乾隆十三年这一年里，整个清帝国就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是清廷对金川战争的出兵遇到了焦灼状态；第二件事就是乾隆最为疼爱的孝贤皇后的离世。
这两件事的发生，看似清帝国还在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实际上，背地里早已经是暗流涌动，混乱不堪。可以怎么说，翻遍二十四史书，再也找不出哪一位皇后的去世可以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为了显示自己的哀思，展现自己对爱妻的想念，乾隆皇帝动用了一切他能动用的权力，他要给自己的妻子最为隆重的葬礼。只有这样，他的内心才能舒服好过点。
自古以来，无论是皇帝驾崩去世，还是王侯将相这些地位显赫的人去世，文武百官要做的也就是走走样子。有人在的时候，就装装样子干哭两嗓子。毕竟又不是自己的至亲去世了，谁还能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悲伤自虐呢？但是在一生没有受过多少委屈的乾隆皇帝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作为皇帝，自己的妻子死了，都难过的要死了，你们却无动于衷，简直岂有此理。
就是这样，整个清王朝上下几万名官员，谁也想不到皇后的死，会在大清国上下掀起如此之大的惊涛骇浪，继而演变成整个大清官场的灾难。
孝贤皇后
乾隆皇帝一生爱慕奢华，对于自己的挚爱孝贤皇后这辈子再也不能与自己同甘共苦了，他当然也要给予她珍爱的富察皇后人世间的一切。因为皇后的葬礼要求规模及其宏大，难免在操作办理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细小的错误。比如有的官员可能因为业务不精，在制作皇后册文的时候，不小心将满文中的“皇妣”错译成“先太后”了。本来这只算是件小事情，只要重新填写就可以了。但在乾隆皇帝看来，这就是对皇后的大不敬。盛怒之下，直接将刑部尚书阿克敦治罪。
堂堂尚书因为这件小事，被捕入狱。这可难为坏了刑部办案人员，这种罪名可大可小，不知道如何处置才是。这时有人觉得先做个严重点的处罚，判个绞监斩吧，然后让皇帝自己去宽宥他。只不过他们低估了皇帝对这件事的严厉性。看到刑部官员的审判，乾隆皇帝发起了更大的火。他直接认为这是刑部官员在包庇前任上司阿克敦。一怒之下，直接处死了阿克敦。对于“包庇”阿克敦的现任刑部尚书以及刑部所有官员，全部免职回家抱孩子去。
皇帝的判决书一下，全国顿时一片哗然，都在私下里议论：“先皇后的死，对皇帝打击太大了，看来皇帝已经疯了。”
不要以为皇帝的怒气到这就算消灭了，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就在阿克敦被判秋后问斩没多久，另一个倒霉鬼就出现了。这次“犯罪”的是工部官员。原来是皇帝责怪工部在给皇后制作册宝时，选用的册宝封面不够精美，而玷污了皇后的圣明。盛怒之下的乾隆皇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工部官员全部问罪。“倾巢之下，焉有完卵。”随着刑部，工部官员都受到了乾隆的惩罚，这时礼部的灾难也来了。
原来礼部在主持皇后的祭祀典礼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供桌的清洁卫生。乾隆皇帝也是直接让光禄寺主要成员统统降职使用。同样的礼部上述也因为指导不力，而直接被脱了尚书官服。
不要以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乾隆皇帝就算闹完了。不，真正对大清官员的“折磨”还远远未结束。
看过清廷剧的朋友们应该清楚，满族人发型就是后面扎个辫子，前面剃光。这种发型就要求人们最多半个月就要剃头，不然会很难看和不方便。但是赶上皇帝太后等重要人物去世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文武百官和黎明百姓不得理发，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后来因为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这些传统的习俗渐渐遗忘，也不再看重了。
大清朝上一次全国性的葬礼，还是十三年前。那还是雍正皇帝驾崩时举办的。当时文武百官就没在意这些习俗，所以很多人在雍正皇帝的葬礼时间内，就剪了头发。好在，当时朝廷也并未追究这件事。
现在十三年后，随着孝贤皇后的去世。因为有先例存在，文武百官们当然也认为在此期间剪头理发没什么。然而就是此举动，让乾隆皇帝知道以后，又是大动肝火。首先引起乾隆震怒的有两点原因。其一，皇后大丧内公然剪发，这是对皇后本人的大不敬；其二，国家大丧不准理发，这是祖宗百年前就制定的礼数，官员们如今却敢挑战祖宗之法，简直是罪不可恕。
在刚知道这件事之后，乾隆皇帝准备再大范围掀起一阵巨浪，后来因为牵连的官员太多，他又不能把整个大清的官员，一扫而光，那样国家还不大乱。最后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乾隆皇帝先抓了几个典型对他们加以惩治。惩罚的高官人数之多，也是令人震惊。比如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作为大清一品官员，带头违反祖制，乾隆皇帝直接将其赐死。另外湖南，湖北两地巡抚也是被革职戴罪。
其实，让乾隆真正寒心的不是百官们对皇后之死的冷漠，毕竟他们也是外人，即使强迫他们伤心难过，也只是自我安慰罢了。然而众皇子们的冷眼态度，才更加让乾隆皇帝忍受不了。比如，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之上，情商高的皇子们多会装腔作势，哭的稀里哗啦。但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事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直接惹得乾隆皇帝雷霆大怒。于是乾隆直接狂吼道：
“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乾隆此举，直接向天下人宣布了这两个儿子，永远不可能继承自己的皇位了。这种惩罚未免太过于严厉，这也表示了皇帝彻底的否认了这两个儿子的存在。
乾隆皇帝是无论无何也想不弄明白，自己都难过的要死了，这些人怎么会无动于衷？乾隆的此种行为颇有小孩子任性闹事的嫌疑在里面。他也让整个帝国的官员认识到，真不亏是爱新觉罗的后人。年轻皇帝杀起人来的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父雍正皇帝。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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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堪称丧心病狂的发作，看似是因为孝贤皇后的死，让一个鳏夫心智失常所导致的。心理学家把一个人的痛苦做了个详细的划分，其中中年丧偶这一点，是对人打击最大的一种。他往往容易让人心智迷乱，从而对身边的事物失去耐心，往往会无端指责批评他人。如果这种情绪不加以控制，往往会产生极大地破坏力。乾隆作为清帝国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完全不需要委屈自己，当然会来个总的大爆发。
事情分析到这里，貌似乾隆十三年的那场政治风暴看只是乾隆皇帝的闹剧，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那么回事。孝贤皇后的死只是个导火索，真正引起乾隆皇帝对天下百官的严厉制裁，实际另有乾坤。为什么怎么说呢？
乾隆皇帝在盛年继承大统，和自己的父亲不同的是，他向来反对雍正朝的执政风格。在他看来父亲的执政风格简单残暴，就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乾隆始终认为这不是一个高情商人士应该做事的方法。所以在乾隆上台后，他始终采取宽和为指导方针。整个帝国也一下子从雍正朝的风霜严肃，过渡到乾隆朝的宽大温和。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让乾隆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的美誉。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统治者对官员的监管程度的放宽，让官员觉得犯罪成本大大降低。导致原本在雍正朝已经改观的良好的官场生态，又开始恶化。官员们的懈怠之风开始愈演愈烈。
许多地方生态，所谓勤奋爱民的好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乾隆六年三月，时任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写信举报自己下属贪污。举报信中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利用收取钱粮税款时大肆敛财。他故意提高税率，平日里还擅作威福，纵容家人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全然不把国家法规放在眼里”。不光如此，拔出萝卜带出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连同山西学政一块举报，说他“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
平日里对百官宽容温和的乾隆皇帝，在看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止不住的愤怒道：
“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随着朝廷官员腐败案的不断发生，朝廷察觉出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一系列的严查。最后又牵连出各地财政的严重亏损，而亏损的原因毫不例外是官员私自挪用库银导致。对于此事，乾隆痛惜的总结到：“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乾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下，整个清帝国的社会治安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在雍正朝对于私自贩盐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乾隆上台初始，为了笼络天下百姓，开始允许部分老百姓可以贩卖少量的私盐。他颁布诏令说到：“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谁料乾隆好心办了坏事，随着皇帝旨意的放宽，全国各地开始兴起大批量私自贩盐的盐贩子，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形成规模巨大的贩盐组织。严重的扰乱了食盐市场的稳定。事情发展成这样，让乾隆无不痛惜的说道：
“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3
在各种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开始重新身世自己。到底是父亲雍正的执政风格更加贴合实际，还是自己的大政方针符合国家的长治久远。
正是在这种纠结郁闷的心态下，乾隆皇帝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
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宝，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这首诗大致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我刚入学堂的时候，就深受儒家思想洗礼，高度认可圣人之道。
不光如此，我还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本来也想像尧舜那样，做个开明的君主。然而千帆过后，才知世事艰难，人心险恶。也正因为此，才知道儒家的治国言论有时并不是那么实用，只不过是“空言”罢了。
经过十三年的政治学习，让政治小白乾隆明白了帝王之道。一个合格的帝王不是一味地，无限度的宽容。在封建专治体制中，更别指望底下的臣子能像自己那样，对帝国的方方面面如对待自己的家室那样上心。他要分清皇帝本身才是帝国的“主人”，而底下的臣子只不过是庞大帝国的“客人”。他们充其量是个高级的“打工仔”。既然如此，就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有多高的职业操守。期望君臣同治，是政治极为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他回顾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的统治风格以后，颇为客观的总结出了，这样一番道理：
“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登基十三年以来，乾隆皇帝对朝廷官员的满意程度开始变得越来越低。经过这十三年的政治路线的摸索，让他更加信赖韩非子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是多么睿智的话语。
雍正
他曾说：
“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的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经历的人生挫折越多，越让乾隆皇帝发现，当年父亲雍正皇帝是多么的行事艰难。和无数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一样，乾隆随着年纪的增大，阅历的见长，他越发的认可父亲的执政理念。
之前的儒家观念让他人为，人性本善，所以遇到官员犯错，其实是犯罪。他都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慷慨态度去原谅。然而他还是太高估朝廷官员的人物品格。其实在宋朝以前，中国的官员确实都是高风亮节的，极个别的败类除外，大多还是很好的。
然而随着宋朝亡灭之后，尤其是加上元朝蒙古人对汉族文人气节的打压；明朝太祖朱元璋时期对文人的挫辱，清初满洲权贵对文人的大肆屠杀。让中国文人的那种高风亮节早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在利益面前早已经放弃了文人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理想。眼前的他们只是个行尸走肉，是唯命是从的高级奴才。乾隆皇帝发现，只要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当成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高官厚禄，然后再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执政方针，最后再以“法”、“术”、“势”来统驭统治他们，一切的困难与烦恼就会迎刃而解。
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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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看似是因为皇后的突然离世，引起的皇帝对现实不满的总爆发。其实并非偶然，早在他继位登记不久，他就对各位臣工说道：
“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其实，乾隆皇帝是个无比精明之人，他有着过人的精力和超强运转的大脑，各级官员的把戏其实他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找个他认为适当的机会去来个总爆发。他一直在伺待着等个机会。只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爆发的机会，竟是在自己最疼爱的富察死后发生的。既然如此，就借着整治官场风起开始，随便发泄下个人的痛苦情绪。一时间，整个大清帝国迅速笼罩在狂风暴雨之中。
其实，前文提到的那几个倒霉鬼，并不是在这场风暴中唯一的受伤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当时的川陕总督庆复向乾隆皇帝奏报，说“四川金川、瞻对等地有部分村寨的藏人公然抢夺行旅商人，危害影响都极大，“实非用兵不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防患于未然，乾隆皇帝直接派兵征剿。
帝国的强盛，很快两万大军轻而易举的齐集川北。乾隆给将领们下了死要求，务必做到“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然而乾隆的自信并没有给朝廷带来好运。因为剿匪地理位置的险要，再加上军事统帅的不专业，导致本来想很快就结束的征战拖延了四年还未解决。这还是乾隆盛世吗？这可相当让乾隆皇帝难堪。据统计，为了找补回来朝廷丢失的颜面。从乾隆十年到十三年，四年的时间里，朝廷前后用银2000万两，还是屡战屡败。这让乾隆皇帝是相当的恼火，直接把任军事统帅庆复、张广泗、讷亲等人统统处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讷亲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真正的皇亲国戚。乾隆皇帝能对他下手，可见他已经恼羞成怒到何种地步。
从最疼爱的妻子死后，乾隆开始抛弃儒家文化，正式蜕变成法家的“忠实粉丝”，他不在相信仁爱可以唤起官员的良心。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待天下百姓的罪行都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原则去做事。然而到了乾隆在乾隆十三年以后，对于明年即将秋后问斩的罪人，在等待皇帝及时复批的时候，他不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思想观念了。皇帝一改往日做法，直接是朱笔一批，颗颗人头落地。往年赶上太后庆典，皇帝圣寿，他都会大赦天下，以增加节日的喜庆，然而一切都在乾隆十三年以后改变了。对于那些贪污作恶的官员，该杀还是杀。因为他明白了对官员的宽容，就是对帝国百姓最大的残忍。
在乾隆十三年的这场整治风暴中，皇帝不光是针对官场生态的整治，对于帝国百姓的管理程度上也是概莫能外。
对待有民众反抗这一类事件，乾隆皇帝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
“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某地发生民众暴乱，他对当地官员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百姓的统治门道里加入了不少恐怖政治成分在里面。
解决完官员和百姓，乾隆第三个要整治的就是军队了。面对金川战役的不堪，让乾隆下定决心开始整改军队。所以再后来他下旨：“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对金川战争结果的不满意，让乾隆十分清醒的看到了清朝武装力量的薄弱弛，所以他开始下全力去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用来增强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为了表示朝廷对士兵的看重，乾隆皇帝自己也经常前去检阅训练官兵。（《清高宗实录》）
乾隆阅兵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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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皇帝逐渐从当初的不屑走父亲雍正的老路，到自己现在开始向父亲的执政路线靠拢。他越发觉
得父亲是个睿智的长者。
他时常斥责官员们是“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这些举动，在我们后世之人看来这是雍正王朝的再现。甚至可以毫不留情的说，乾隆十三年后的朝廷，已经远超雍正时代的严猛。
“他乾隆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人生中年后的乾隆，对大臣们的心思揣摩也越来越缜密，随之而来的批评和警示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伪稿案爆发，皇帝派臣下去查办，但出师不利，这时他无比严厉的指责道：“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 “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当朝大学士陈世倌在鲁地私自添置了一些田地。陈是历经三朝的元老，在朝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此人购买田地的原因，无非是他想借助孔庙的香火，让陈家也可以历久弥新，薪火代代相传，家族可以长久兴旺发达。然而在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后，也是直接指责道：“你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即刻被革职，乾隆还不忘嘱咐道：“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雍正不无两样。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点评官场风气的时候，毫不吝啬的表达了自己对现任总督的认识，并且指出极为自信的指出，现在自己对全国大小主要官员的脾气秉性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再也不会受他们的欺骗了。
乾隆对各地督抚的评价如下：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正省级级别。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