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地处长城以北的蒙古瓦剌部兵分四路进犯大同、宣府等明朝要塞，大同右参将吴浩战死，宣府总督杨洪上奏明英宗：“达贼围马营己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
面对明军的多路败报，年轻的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重现明成祖当年威震草原的荣光。
然而，明朝的此次出兵十分仓促，在粮草军械还未准备齐全的情况下，数十万明军沿北京昌平、居庸关、宣府一线向大同行进。
然而，大军刚刚抵达大同，忽临大雨，加之明军惨败的消息再次传来，人心慌乱，大同副总兵郭登建议明英宗从紫荆关向京师撤退，以保銮驾平安。这本是一条十分稳妥的撤退路线，但从大同退往紫荆关要途经蔚州，太监王振是蔚州人，担心大军经过家乡会破坏农田庄稼，于是怂恿英宗向东沿宣府行进。
正是这条错误的行军路线，导致明军沿途数次遭遇瓦剌伏击，行军缓慢。众大臣建议退保怀来凭城据守，但太监王振以辎重车未到为由，再次干扰明军的军事部署，怂恿大军就地在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安营扎寨。
结果，明军土木堡一役遭遇惨败，据清朝谷应泰修撰的《明史纪事本末》（比《明史》修撰还要早）记载：官军损失五十万，就连明英宗本人都成了瓦剌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的大败，不仅让明朝损失了大批文官武将，也导致京城门户大开，明朝差点成了第二个南宋。
后世在总结明朝土木堡惨败原因时，无非归结于太监王振的弄权、指挥的失当以及明英宗的昏庸。但俄罗斯境内出土的文物，却为我们揭开了明朝土木堡之变的一个冷门原因。
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市在城市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遗址，并从中出土了刻有汉字的铜制腰牌，正面篆刻“驾牌”二字，左侧刻有“出京不用”，右侧则刻着“调字八百玖拾壹号”，背面共有28字：“御马监随驾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与借予者罪同。”
米努辛斯克在历史上曾先后是匈奴、瓦剌等游牧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而御马监则是明朝宦官署名，为什么明朝腰牌会在俄罗斯出现呢？
上文提到，明英宗时期曾发生了对瓦剌的御驾亲征事件，作为统领禁军的御马监必然随侍。不过，按照大明制度，御马监腰牌仅限出入宫禁使用，一旦丢失或出借他人是要问罪的。所以，这块“调”字号腰牌的所有者，是需要随时出入宫禁的宦官，而绝非普通禁军士兵，所以才需要在长途跋涉的情况下依然随身携带。
而随明英宗亲征的御马监宦官分别是太监喜宁和少监跛儿干（王振属于司礼监）。这两个人在土木堡之变时都叛变投敌，具备了腰牌留在米努辛斯克的条件。
另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跛儿干“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显然，跛儿干是在瓦剌大军围攻明军过程中从内部发动叛乱的，而非战败被俘才投敌。
由于御马监统领扈卫皇帝的勇士营，所以，勇士营的倒戈直接引发了明军的大乱，这也是明英宗被俘的关键所在。明朝的《北使录》也曾提到：“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
如果按照清朝史书的说法，明英宗所带50万大军损失殆尽，那么既然大军全军覆没了，无人护卫的明英宗被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实际上，土木堡亲历者李贤曾明确记载过：“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明朝总兵力只有20余万，伤亡十余万，远没有50万这么夸张，明朝的损失显然是被清朝有意夸大了。
明英宗的意外被俘，也与明军的内乱有关，数年后杨善出使瓦剌时，瓦剌人还询问：“向日土木之围，南朝兵何故脱衣甲而走？”这一奇怪举动正是明军内乱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