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1MDB案件中刘特佐的发家最核心的决定因素，就是他在哈罗公学认识了后来成为马来西亚总理的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的继子里扎·阿齐兹（Riza Aziz）。
金钱权力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大同之前，权力和金钱的勾搭联姻，就永远无法消失。
美国，有政界和商界的旋转门，有华盛顿K街上数以百计的游说和顾问公司。美国政界精英入则为相，出则为商。
一家神秘的华盛顿咨询公司，西政（WestExec）已经为拜登的内阁贡献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而西政的另一个创始人，则差一点成为了国防部长。西政的客户名单从未披露过，但多家媒体报道，这家公司协助军火公司来赢取五角大楼的订单。
太阳底下无新事。其他的国家，这种权力和金钱的勾结，也是比比皆是。
而东南亚国家，这种勾连关系之紧密，勾连规模之庞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我文章中说的东南亚国家，包括东盟几个经济相对比较好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和香港这个经济体。香港经济和东南亚的模式，其实有很多类似之处。
这些国家（经济体）的经济过去发展的都还不错，有当年的四小龙中的两个，剩下几个也被称为四小虎。
但这些东南亚国家经济领域最出名的，并非风靡全球，耳熟能详的产品或品牌，而是一个个巨富大亨。
这些国家有制造业，但这些闻名遐迩的大亨们，却好像没有做出什么产品，也没有运营什么巨型工厂。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基本上是欧美国家外资拥有的。
这些东南亚大亨们的生意模式，和美国，以及日本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富豪们差别颇大。
在美国、日本，很多富豪起家是一项发明创造，或者做出了一个优秀的产品。然后从本地、本国市场开始，最后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波音、福特、谷歌、特斯拉、索尼、松下、丰田、本田都是走的这条路。
而东南亚的大亨们，他们起家的经历并非如此。谈到他们的第一桶金时，往往都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从一些研究东南亚大亨的书籍和文献中（比如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一书），能看到，东南亚大亨的起家开端，就和权力结合紧密。
二战后的走私和投机活动，是很多大亨第一桶金的来源。朝鲜战争及其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禁运，给了香港商人们巨大的利润空间，在他们用走私业务积攒资本的同时，也建立了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必须承认，那时香港商人的走私业务，确实为在封锁中的共和国做出了贡献。
同样，新加坡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也是东南亚走私业务的中心。
走私业务的兴旺发达，来自于经济效率的低下。这种低下要么因为贸易禁运，要么因为关税。香港和新加坡在那个时代成为走私的中心，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区域的资本运作和金融中心，从本质上，其实并没有改变。都是利用自由城市经济体与周边腹地（对香港是中国，对新加坡是东南亚特别是印尼）经济运行模式之间的差别获益。
亚洲金融危机后，里昂证券的一项调查说，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印尼资金存在新加坡银行，而当时印尼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而在菲律宾的马科斯时代，据说马科斯家族的大部分资产都放在香港。
谢国忠2006年在摩根斯坦利的一封内部文件中写道：”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 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赌场来吸引更多的来自亚洲国家的赃款。“
过去100年，香港和新加坡一直是东南亚国家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
众所周知，走私这样的业务，和权力之间一定是相互勾结相互分赃的关系。
除了走私外，二战后，还有很多和权力勾连的赚钱机会。政府的重建合同，军事剩余物资的拍卖，日本在东南亚资产的接收。在1945-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那些腐败行为，其实在东南亚国家也同样存在。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纷纷独立。积攒了第一桶金的大亨，又发现了新的好机会。政府授予的各种特许权。取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的缺乏经验的政治领导者，很快发现他们并没有能力和经验管理经济，于是，就是古罗马把国家的经济权力授予包税人一样，新生的东南亚国家的权力者把各种业务的特许权授予商人。
东南亚大亨对各式各样特许权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最赚钱的特许权自然是赌博。何鸿燊、霍英东、郑裕彤是澳门赌博旗舰公司澳娱起初的三大股东。建造吉隆坡双子塔的马来西亚富豪克里斯南垄断了马来西亚的赛马博彩、陈志远垄断体育彩票，而林梧桐的云顶集团则是运营超级赌场。
印尼的大亨则更多的经营垄断的进口贸易，特别是粮食。林绍良和苏哈托的兄弟垄断了丁香进口（印尼香烟的重要原料），其后又垄断了面粉。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垄断糖业。
另一个类似特许权的领域就是房地产。东南亚的大亨们都喜欢房地产行业。
在香港回归前，香港房地产业的四分之三来自十大开发商，其中前四大开发商占55%。香港四大开发商囤积的农地资源接近1000万平方米。
东南亚大亨们都试图在各种领域实现垄断。港口、电力、自来水、电信、百货。1984-1993年担任和黄总经理的Simon Murray(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马世民）说：“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曾对香港的大佬们做过描述：
“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他们大都不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着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
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垄断联盟，进而形成“核心现金流”，核心现金流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坍塌。”
这些特许权的获得，都是离不开与权力之间的勾兑。大亨不喜欢真正的竞争环境，喜欢与权力勾兑获得的垄断地位。
对这些大亨，用“食租者”来形容是很恰当的。
食租者三个字并非贬义词，而是对东南亚大亨商业模式的一个形容。对哪些富豪大亨更多的算企业家与哪些更多的算食租者，下一篇文章中再细讲。
为什么东南亚国家加上香港这个经济体会形成这样的特点？
首先一点就是，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在二战前，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国家在亚洲殖民的开端就是从权力与金钱结合的特许权经济开始的。
最开始开拓亚洲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就是一群结合金钱与权力的，亦官亦商的“官商”们。商人，同时也是权力者。
赫赫有名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英语：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是一个股份商业公司。公元1600年12月31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
它于印度贸易的垄断权长达两个世纪。随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在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止前，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
东印度公司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最开始有125个股东。1670年查理二世更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公司成为英国海外的代理人。
一家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公司，拥有代表英国在印度乃至整个东方，行使政治和军事行为的权力，靠特许权垄断海外贸易。虽然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后半逐渐衰落解散，但这家公司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 这家公司影响了后面一代代的东南亚人。
第二，与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越南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不同，东南亚国家基本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东北亚国家的土地改革，使国家的大多数人，有一定的初始资金，去创造更好的生活，因此，东北亚国家的贫富差距普遍小于东南亚国家。而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级的财富与土地密不可分，同时他们的统治阶级也更乐于追求性质与土地类似的特许权和垄断类行业。
第三，东北亚国家的政府干预较多，普遍采用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而这些产业政策通常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企业。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控，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宝贵资金不会落入那些狭隘的、无国际竞争力的、无创造力的食租者手中。东北亚国家，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都拥有具有国家竞争力的品牌公司，而东南亚国家普遍没有。
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资金和商业精英，来自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裔大亨，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些东南亚模式的不良影响。然而，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政府对技术进步赶超的大力支持，以及共和国前三十年创造的一个土地改革彻底，起步时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中国没有陷入东南亚的陷阱中，还是走上了一个更健康的成长模式。
优秀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然而，那些食租模式的企业和大亨，在中国也并不少。食租者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然而，食租者不可能带给中国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