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东北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贝尔福 刘军摄
图文/光明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
受访人克拉拉·布瓦瑟南博士，女，法国人26岁，具有法国“外省人”的淳朴和热情。大概因为是学政治学的，她说话字斟句酌，但条理清晰。我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见到她的。她现在就职于一家为欧盟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的私营机构。此次采访于2019年初在布鲁塞尔进行。
克拉拉·布瓦瑟南:我是克拉拉，出生在法国东北部贝尔福市附近的一座小城蒙比利亚。贝尔福以生产机车出名，雷诺汽车也是当地的骄傲，早期的雷诺汽车都是那里生产的。我母亲这边的亲属都在贝尔福的阿尔斯通公司生产机车，而父亲这边亲属都在雷诺公司生产汽车。（作者模仿法国著名歌星哼唱《我喜欢雷诺工厂的姑娘》。她笑答，对，就像这首歌里讲的故事那样。）
我母亲在银行当秘书，父亲是中学历史和地理老师，后来当了校长。受他的影响吧，我学了政治学，后来在伦敦政经学院获得了欧洲关系史的硕士学位。我到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实习才有了欧洲公民的感觉。我的实习联系人当时正在撰写一部关于议会社会党的书，我在查询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议会政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议会和议员工作方式方法的变化。我在伦敦两年的学习过程中，也曾到英国议会参观。我觉得英国议会的辩论就像学校的课间活动，议员们吵吵嚷嚷，进进出出，谁嗓门大谁有理，完全是丛林法则！欧洲议会的工作程序比较规范，大概是因为欧洲议会使用24种工作语言同声传译，议员们没有时间去打断别人的讲话吧（笑）。一旦讨论的议案结束，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欧盟是个庞大的机构，议案要经过诸多机构审阅和讨论。还要经过每个成员国的政府和议会通论和通过。好处是大家都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权力，不好的方面是一项决议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才能通过。我觉得欧盟就像一个大的集市。
我现在工作的协会主要是接受欧盟委员会的资金资助，为欧盟提供咨询服务。我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觉得欧盟的变化是从英国“脱欧”开始。您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着严重的难民危机，欧盟成员为安置难民达不成一致意见。英国公投宣布“脱欧”好像发出了警报，欧盟27个成员联合起来与英国展开谈判。我发现，只要愿意，欧盟是可以做到“团结一致”的。
我觉得欧盟扩大过多、过快。在第5次东扩前，西欧成员刚刚稳住阵脚，经济开始走向振兴，哗啦啦来了一批新成员（2004年5月1日，欧盟第五次东扩，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 、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入盟——作者注），欧盟难以一下子“消化”那么多新成员。新成员基本上都是来自过去冷战时的敌对阵营——华约阵营，也不适应欧盟的新环境。就如同刚刚烤好的面包撒上了一层面粉，看起来大了，却夹生。我们邀请人家参加了进来，就不能半途把人家抛弃。因此，欧盟的发展必然是减速的，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欧盟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我们与俄罗斯交恶，美国特朗普政府动用经济大棒挥向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动荡不停，现在最重要的是欧盟不能再分裂。我小时候，在学校里常听老师和大人们谈论欧洲。记得欧盟第五次东扩时我才10岁。我那时非常激动，哈，欧盟有这么多成员了！长大后，尤其是学了政治学，再到中东欧一些国家旅行后发现，我们和东欧成员存在许多分歧，尤其是和前苏联阵营的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大。我们的历史、文化、宗教、甚至意识形态不一致，在一起也不舒服。欧盟内部西欧成员和中东欧成员之间的矛盾很多，波兰、匈牙利和布鲁塞尔的关系就非常僵。长期以来，“法德轴心”带动欧盟前进。如今，马克龙遇到席卷全国的“黄马甲”运动，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到经济危机、社会福利下降和就业困难的打击最直接。默克尔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她的内政和外交经验丰富，在关键时刻可以和普京对话。后默克尔时代将如何？无人知道。
另一种危险是民粹主义上升。欧洲面临着内忧外患。我是欧洲主义者。我想，欧盟领导人现在最关注的是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但我的欧洲梦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世界都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欧洲在环保领域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欧洲人应该团结起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带领世界向前走。气变问题不解决，我看不到欧洲和世界的未来。但我们目前被一系列国际问题所拖累，裹足不前。欧洲面临的挑战巨大。
我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来自西方各种媒体。我知道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发展迅速但不平衡。中国令我震惊的是组织管理能力强。那么多人能够团结一致，发展国家。欧洲全部的人口加在一起比中国还少一半，我们却不能协商一致，而且为各自利益而争吵。中国幅员辽阔，大家说同一种语言，书写同样的文字。我无法想象，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意大利人说同一种语言，写同样的文字（笑）。
从外面看中国，的确很多事情我不能理解，也看不透。但事实摆在那里，中国是向前走的，而欧洲是停滞不前的。法国自诩为“人权的摇篮”，我们有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从欧美媒体上读到一些关于中国人权领域发生的事情，让西方人不理解。我想，西方记者可能对中华文化了解甚少，他们是从西方的角度描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发表的评论自然而然地带有强烈的西方理念，不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也会“认同”这些记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沉下来，将一个事件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认为不好的事，在东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可能就是比较正常的。依我看，西媒对中国的报道有60%是批评和指责的，有40%是中性或者比较客观的，尤其是经济和文化领域。我在大学学习政治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从中华文明举例子。
总体来讲，欧洲人的确恐惧中国。越是欧洲强国，越对中国恐惧。举个例子吧。我前面说过，我的家族内，一半亲属在阿尔斯通公司，另一半人在雷诺汽车公司。两个公司都在中国建了工厂。法国遇到了经济危机，公司裁员。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却自然而然地将裁员与在华建厂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恐惧。他们和朋友聊天，一传十，十传百，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来的。在法国莱茵河以东地区有个传统，人们喜欢一辈子干一份工作，很多人还生活在这个“逻辑”里。
我不久前刚从新西兰回来，现在要攒钱，希望有一天到中国去看看。我男朋友说他不喜欢去中国。为什么？因为他是学理工的，思想比较僵化吧（笑）。我们在外旅游，遇到过一些中国游客，他感受到欧洲与中国文化的不同，甚至是文化冲突吧。此外，在他的医药化学实验室有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西方各家的实验室的工作程序比较一致，西方研究人员之间比较好沟通。而中国人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与欧洲的不同。我男朋友认为，既然和少数中国人都“难以相处”，到中国去，见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妈呀，如何受得了（笑）？他觉得中国人“很特别”。理工科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思维“程序”，比较刻板、机械。我是学文科的，比较开放、包容（笑）。您从我们俩这儿大致就可以感受到西方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吧。